突如其来的约稿，让我不知所措地开始回忆起两年前的毕业季，说实话，两年的间隔怎么也算不上长久，我没资格谈什么人生感悟，也不愿倚老卖老地讲什么“学长寄语”，我想我能做的，仅仅是捡一些琐碎但诚实的自我体会以作分享。

　　毕业的时候，大概很多人都一样，怀揣着这样那样的憧憬、迷惘、不羁、慌张、厌倦和羞于言表的不舍，我们都遵循着这个时代的节拍，半推半就地走到了这座理想国的出口。我作为美院念理论的学生，似乎具备的一大特质就是“念想”，甚至常常比艺术家们的“念想”还要过剩、过激，要说毕业前没有未雨绸缪定是做作的，甚至认为那时的自己早已做好了万全的准备，然而，我还是前所未有地感到，眼前的这道大门离我如此的近，又是如此的沉重。

　　其实我们来不及彷徨，想必，大多数人最终都是要走出去的，于是，有人考到了外校，有人去了北上广，也有人改了行，还有人出了国。虽然人各有志，但我想，从美院毕业的人无论走到哪里似乎该坚持一些应有的性情，这可能是“执拗”，或是“笃行”，我知道这从来不适用于丛林世界，甚至即便我们当下具备这种性情，也可能很快被磨灭。但是，在我看来，这远比技法和修辞来得更重要，至少，我不愿看到多年以后的自己被那些所谓的处世规则，那些教唆我们的生存之道驯化成一个久经世故的“佼佼者”。然而，必须明白的一点是，一个创作者天真的笃定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但这也许就是我们这个“创作性”行业的成本、是“我之为我”的砝码，反之，你又如何真正地去创作？

　　实际上，在很多周围的同龄人眼里，美院的学生很幸福，至少能知道自己要什么、追求什么，虽然他们无法理解我们真实的难处。然而，我确实庆幸自己能接触艺术、念过美院，这使得今天的我可以对生活有审美的底线，对自己的眼界有一系列捉摸不透的挑剔，这些“多余的苛求”实则令人愉悦。更重要的是，我斗胆以为自己养成了一种思辨、批判的能力，我常常愿意将这种能力的养成与学画时候那套“整体-局部”的“陈词滥调”联想在一起，这让我在很多境况里能够看得更明白。所以，我以为，无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一个能够保持独立创作的人，总是能够拥有一种跳脱的智慧，为自己以及这个时代找寻到一种可能。

　　我知道自己骨子里是个叛逆而做作的人，总有些道不明白却不死心的“念想”，那么，我究竟要什么？我究竟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些问题在毕业季总显得格外尖锐，后来我慢慢地知道，无休止的踌躇、臆想，只会让自己变成“洱海边无病呻吟式的文艺青年”，问题的答案往往只有在心无旁骛的躬行中显现，而且会变得越来越清晰。路总是在不断的遇见、撞见中走下去的。

　　我们的时代几乎摆脱了一切俗旧的束缚，以至于所有后现代的惊讶与荒谬时至今日都越来越趋于平常，甚至变得司空见惯，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可能性似乎多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作为美院的学生，我自以为练就了一身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本事，如果手上有真功夫，又有什么理由去惧怕那些看似不务实、但却真挚的想法？我时常扼腕被“现实”所摧毁的“奔头”，又倍感生活和生命的局限性，因此，若正当年华，何故而不为？

　　（作者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现就读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