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泠百年群英谱（四十一）

　　图书馆长顾廷龙

　　■蒋频

　　顾廷龙（1904-1998年），原名潜，字廷龙，号起潜，后以字行。江苏省苏州人氏。顾家的文化渊源深厚，顾廷龙的外叔公王同愈是苏州著名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书画家。据文史资料记载，顾廷龙自幼即喜欢读书写字。1931年毕业于上海持志大学后，经王同愈多方考察，入王家为王同愈的小儿女做家庭教师两年。常言说各有灵苗各自探，内因和外因在人生的节点同时起着作用。一般人或许甘愿做一位名家的家庭教师，走历代塾师之路。可顾廷龙与王同愈朝夕相处，向他学习书画技法的同时，也爱上了中国古籍的版本目录学与金石学。当外叔公的女儿考上了东吴大学，当顾廷龙透露欲往燕京大学深造时，王同愈为他介绍了同是苏州人且同是藏书家的章珏先生。顾廷龙性格沉静，喜向长辈请教文史书法。而老辈人都好为人师，见有一位好学的青年才俊求教，没一个不可着心传授知识的。章珏就是顾廷龙在漫长的学术人生之路上遇到的好老师之一。

　　章钰（1864—1937年）字式之，别署茗理、蛰存、负翁、晦翁等，晚号霜根老人。江苏长洲（今苏州市）人。史载章珏少孤力学，10余岁时即佣书养母，又节衣缩食用以购书。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高中进士，累官一等秘书，事务司主管兼京师图书馆编修等。辛亥革命后寓居天津，以藏书、校书、著述为业。1914年章珏任清史馆纂修，遂移居北平，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去世，为近代著名藏书家与校勘学家。章珏的“四当斋”取宋藏书家尤延之以书籍“饥当肉、寒当裘、孤寂当友朋、幽忧当金石琴瑟”之语意。经数十年收藏，四当斋聚古籍2万余册，内有近百种抄本多是名人著述。

　　万事皆有因缘，收藏家大都在年老之际会考虑自己藏品的去留，章珏亦然。其子女或弟子中没能传其学业者，又或者章珏已然接受了图书为公众服务的时新理念，而顾廷龙适时出现了。考察章珏的履历，他似乎与美国教会主办的燕京大学没发生过交往，是顾廷龙的谦虚好学让章珏留下了好影响。

　　是人才都受欢迎。1932年顾廷龙从燕京大学毕业，受时任燕大图书馆馆长的洪业礼聘，承担了该馆古籍的采购和中文采编部主任。尽管年龄悬殊，然相知相交了数年，章珏对这位小同乡的好感与日俱增。他确信顾廷龙是可以托付的人选，于是将四当斋藏书和收藏的其他金石字画悉数捐赠于燕京大学图书馆。回观历史，章珏是识得人才的。顾廷龙代表燕京大学图书馆接受了章珏的全部藏品后，即开始编撰《章氏四当斋藏书目》，此为其第一本著作。顾廷龙编撰时根据书籍特点分门别类编目外，还在各题识之后加按语，就见闻所及，记其姓氏、爵里、行谊之概略，以详渊源。这样做，在当时可作析疑之助，在后来可充文献之征。是书后编有书名索引，方便后人查阅，对了解清末民国时期的藏书状况和版本目录学都具参考价值。

　　顾廷龙在燕大图书馆编撰的第二本著作是《吴愙斋年谱》。吴愙斋即吴大澂（1835—1902年），初名大淳，字止敬，晚号愙斋，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清末金石学家、古文字学家、书画家，清同治七年（1868年）进士。累官至广东、湖南巡抚。他曾奉命与俄国使者巴拉诺夫勘察中俄边界。在勘界中，根据原约据理力争，收回珲春黑顶子被俄方侵占地方。勘界既竣，在边界立铜柱，吴大澂自篆铭曰：“疆域有表国有维，此柱可立不可移”，表明自己捍卫祖国的决心和不可屈辱的民族气节。他还使沙俄承认了中国在图门江上的航行出海权，这是清末对外交涉中少有的一次胜利。甲午战争失败后，当时人们都以指责他行事鲁莽、浮夸，把失败的责任归咎于他，结果三人成虎信为实然。同为苏州人的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尽管“敬仰先生（吴大澂）学术文章如此其深，亦未能免于恒情也”（《顾颉刚年谱》）。顾廷龙花6年时间于“藏家书肆，片纸只字，靡不搜焉”，终于编成年谱，还一个真实的吴大澂。顾颉刚评曰：“及读此编，乃识先生一生。”

　　顾廷龙的美德与才学之名传到上海，引起了张元济、叶景葵等学者和社会名流的注意。为办上海合众图书馆，需要一位深谙版本目录学而又干练的总干事，于是他们想到了顾廷龙。由于燕大图书馆苦留，张元济和叶景葵连写了13封信陈情并诚邀。这其中颇具深意，既有历史的、民族的呼唤，也有个人服务于社会的责任感。

　　顾廷龙任职于燕大图书馆期间，因采购古籍需四处奔波。20世纪30年代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时期。国内军阀纷争，国际上更有诸多列强明目张胆的伺机蚕食其领土和国家利益。在各地书肆能见到的古籍少有善本，顾廷龙接洽收购的大都是前清或民国的藏书大家。在民族面临生存危机与时局动荡不定的双重胁迫下，藏书家们不是人物凋零，就是举家欲移民国外或迁往上海或天津等大城市中的租界，以求一时之安宁。如章珏的藏书捐赠给燕大就是一个例证，这是很好的归宿。那些家境差的，子嗣又不堪的，迁居时就将家藏古籍如萝卜白菜般贱卖。顾廷龙能以低廉的价格为图书馆收进善本书是好事，但他又为中国的典籍被时代与原拥有者抛弃感到心痛。顾廷龙秉承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理念，不忍中华典籍遭日寇肆意掳掠或焚毁，毅然辞去燕大职务，举家南迁上海。

　　尽管时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的叶景葵读了顾廷龙的《章氏四当斋藏书目》为之折服，力邀顾廷龙来沪，并和张元济、陈陶遗、李拔可等人取“众擎易举”之义，发起创办合众图书馆，以资保存亲朋好友的藏书不至流散，但情况并不尽如人意。顾廷龙接手时，位于上海长乐路和富民路的交界处的合众图书馆旧址内书报杂志沿墙堆放，尚不具备对公众开放阅览的基本条件。作为总干事，顾廷龙对合众图书馆主体的一幢三层楼房作了调整，将两端设为书库，中间是阅览室。顾廷龙从不以总干事身份出现，而是隐身在工作人员间，从第一排书架的第一册书籍开始整理。

　　“孤岛”时期的上海，币值暴跌、物价猛涨，严重影响了办馆计划的实施。顾廷龙只好因陋就简，顽强坚守阵地，许多事情亲历亲为。顾廷龙的行为不仅感动了上海知识界，也感动了上海书肆的从业人员。当时福州路旧书店的店主们要是收到了什么宝贝，都会先送到合众图书馆，让这里的藏书家掌掌眼。顾廷龙通常会跟对方约定，借阅一个晚上，通过细节比对，把好版本的内容过录到自己的图书上。尽管当时也有爱国人士资助，但合众图书馆购书的经费一直捉襟见肘。为了将购书的钱用在刀刃上，顾廷龙决定手书上版。顾廷龙后来养成的习惯是晚餐后伏案抄书，马路对面有个舞厅，等到后半夜舞厅的乐曲停下，他才收笔休息。如此这般，一个晚上能写大约3000字的小楷。

　　在顾廷龙热爱古籍，视古籍为自己生命一部分的人格魅力影响下，合众图书馆会聚了大量江南藏书世家的藏书，吸引了众多学者，成了继东方图书馆之后又一个上海文人的探骊之所。张元济、叶景葵达到了当初礼聘顾廷龙的目的。顾廷龙在图书馆的治理中，主张图书馆员与专家学者之间应该水乳交融亲密无间。对于那些真正来做学问和求知识的年轻人，顾廷龙总是积极相助，没有半点私心。“小叩小应、大叩大应，有求必应”，这是读书界给出的顾廷龙主政合众图书馆期间的佳评。

　　知识界的朋友一致认为，若顾廷龙当初只管埋头做学问，占有的文史资料可谓得天独厚。但顾廷龙秉承“图书馆之使命，一为典藏，二为传布”，他把主要精力用来给读者提供服务，一生兢兢业业，乐此不疲。据记载，合众图书馆尚未正式向公众开放，读者已经遍及全国各地，有的登门求索，有的来信咨询。前者如钱钟书、顾颉刚、郑振铎等，后者有陈寅恪、聂崇岐、向达等。蔡尚思在自传中专门提到他在治学道路上受惠于“合众”。胡适研究《水经注》亦得到了“合众”与顾廷龙先生的帮助。常来看书的则有胡适、秉志、钱钟书、马叙伦、于佑任、顾颉刚、冯其庸、蔡尚思、章鸿钊、林志钧、刘恒、周谷城、胡道静、吴湖帆等海内外硕儒，合众图书馆亦成为抗战时期海上名流一个荟聚之地。

　　无论业已成名的专家学者，还是喜欢文史研究的普通读者，顾廷龙都诚恳接待一视同仁。像冯其庸、黄永年曾为写大学论文而来，黄宾虹、陆维钊、刘厚生在此收集过资料，用于专著的编写。这些读者中不乏篆刻家印学家，因顾廷龙为人好且书法好，他也加入了西泠印社。

　　顾廷龙一生所收集的图书不知凡几，连他自己也说不清。人们也许不知道，解放前他就冒着生命危险，搜集、保护了大量革命文献。其中有1921年版《列宁全书》第一种《劳农会之建设》、1926年版《中国农民运动近况》、《工会基本组织》以及1920年8月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的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等等，这些不可多得的珍品。解放前，他在合众图书馆时打听到贵州大学图书馆有一批革命文献，原属国民党政要陈群的旧物，他们正在为如何处置这批书刊而发愁。当时，收藏这一类书刊让国民党当局发现了是有杀头危险的。顾廷龙凭一种职业的敏感，意识到这一批文献的重要性。他马上与对方联系，用合众图书馆刊印的一批图书与他们交换，终于收藏到这一批革命文献。为了避开特务的搜查，他们将这一批文献秘藏于书架顶端与天花板相接之处。

　　解放初期，中共中央宣传部派人到上海搜集革命史料。见到这一批珍贵的革命文献十分惊讶，大喜过望中称赞顾廷龙先生真有远见。

　　顾廷龙接手“合众”时书籍资料还堆在地上，到1953年6月，合众图书馆将全部资产捐献给上海市人民政府时，已拥有馆藏25万册图书、15000种金石拓片。顾廷龙和合众图书馆的同仁筚路蓝缕，十余年间为中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1958年，由合众图书馆改名的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与上海图书馆合并，顾廷龙被任命为上海图书馆馆长。他也将“只字片纸皆资料”的理念带入了上图。经上海图书馆几代学者薪火相传的努力，在顾廷龙馆长的率领下，共抢救出家谱共计5800多种，47000多册。这些从造纸厂的化浆机旁边和民间箱柜里翻出的“破烂”，让上海图书馆拥有了主持《中国家谱总目》全球编纂工作的学术地位和底气。

　　早在20世纪30年代，顾廷龙的书法已小有名气。在北平时，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北平禹贡学会及北平燕京大学图书馆的出版物，已经开始请顾廷龙题写书名。1939年到上海后，为人写字更多了。除了相熟的朋友，或辗转请托之外，还有一些“不愿往来之人”也来索书。1943年1月25日，顾廷龙日记里写道：“亲戚中有欲索余书者，其人实非余之所好。年来最怕为不愿往来之人作书，然又以情势所难却，何如订润例以拒之耶？”

　　顾廷龙挥写书法擅长立轴、中堂、横披、手卷、册页、碑文，真草隶篆各体皆精。他为各地名胜古迹、碑林、故居、寺庙等不知书写了多少对联、扁额。顾廷龙题写书签最具特色，这一点是其它书法家不能望其项背的。凡出版物皆有封面，凡封面必有书名，书名有印刷体、手写体之别。印刷体多为标题老宋，手写体则楷隶行篆皆有。在学术界，不少作者多喜请顾廷龙题签，而出版社也喜请顾老签题，有120余家出版社出版过顾廷龙题签的书籍。据统计顾廷龙为人所写的书名题签大约近八百种，是当代题写书签最多者。

　　顾廷龙最喜欢送给别人的书法是“知足常乐”。

　　顾廷龙从不以书家自居，但他的书法具有大书家的底蕴。

　　王元化在《顾廷龙先生书法选集》序中称顾廷龙为“书林中之诸葛孔明、谢太傅也。雅量之美，谈何容易！融厚植之学养、博洽之闻见、清澄之心地、沉着之干才于一炉，全幅人格之呈显，即《礼记》所云‘清明在躬，志气如神’”。评价之高，由此可见。

　　知识界评论顾廷龙是真正的读书人，在传统学识中游了一个遍，一个偶然的机会进入古籍研究领域。用这么一大缸水，化解版本目录这一个方面，成就了一番伟业。

　　人们经常说藏书家分五等：考订、校雠、收藏、赏鉴、掠贩。除了掠贩，前面“四大家”顾廷龙都算得上，尤其是校雠、鉴赏。顾廷龙去世后，后人给他的定论是——图书馆事业家、版本目录学家、古典文献学的传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