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6版）

　　同样是引入西方绘画，刘海粟和林风眠则另有不同路向。1925年，刘海粟在《艺术》周刊90期上发表《艺术叛徒》一文，高呼“革传统艺术的命”，号召人们作反叛和破坏的“叛徒”。而梵·高，则是他最为心仪的“艺术叛徒之首”。刘海粟没有像康有为那样推崇拉斐尔。正如蔡元培称刘海粟倾向于后印象主义画风一样，他走了一条借欧洲之力以求推动中国现代艺术的道路。至于林风眠，则从欧洲古典艺术、印象派和野兽派艺术资源中汲取营养，独辟一种调合中西的表现方式。他特别注重个性和个人情感的抒发，“纯艺术”特色最为突出。

　　在中西艺术交流沟通的探索中，李铁夫和二陈所作的努力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但能深透地剖析西方艺术的形质，结合中国画的韵律，让中国的线条笔墨与西方的造形色彩结合而成为具有新精神的作品，则要推林风眠先生。林风眠早年留法，致力中国画的革新运动，但他着眼的不是西方的写实主义艺术传统，而是印象主义以后欧洲的新画派。他的融合是力图创造出一种包含中西精神的绘画。在线与色的融汇中，他着意于魏晋南北朝壁画的粗犷古朴，利落流畅的线条与西洋绘画的丰富色彩融为一体，表现出以往文人画所难以传达的意蕴。继李铁夫、二高一陈的中西画融合后，他开拓了一个新天地。

　　在中西画结合取得成功的广东画家还有丁衍庸（1902—1978），早年到东京学西画，对马蒂斯强调个人精神表现的作品深感兴趣，进而领悟东方艺术对当代艺术现代画派的影响，他以西方现代画派的观念加上对八大艺术特色的汲取为根基，开创了自己的新画风。

　　救国成为中国美术思潮的主题

　　1931年的9.18事变，揭开了中国现代史上悲壮的一页，也成了中国文化艺术的一个转折点。本来，二、三十年代文化界和思想界的思潮已离不开启蒙与强国的主题，到日本入侵中国的枪声响起，尤其1937年7.7的芦沟桥事变，更迫使不甘心做奴隶的中国人迅速羼集到了“救亡”的神圣旗帜之下。1931年日本侵华至新中国建立的近20年间，中国美术思潮的主题是救国救亡和反黑暗。

　　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的美术家义无反顾，和众多文化界人士一样慷慨赴国难。严峻的历史，赋予中国的文艺家以前所未见的忧患意识和历史使命感。为了救亡，为了唤起民众，无论国画油画，不管是“新派画”还是传统画，也不分何种派别和艺术观点，什么艺术形式都行，为抗战作宣传是美术家的首要任务。一些原来主要追随西方现代主义流派从事“新派画”创作的油画家，为了救亡宣传的需要，这时也转而采用写实的表现手法。抗战也激发了中国画家实地写生的热情，如沈逸千、吴作人往战地写生、关山月往西北写生。当时的情况确乎如徐悲鸿所说，“吾国因抗战而使写实主义抬头”。

　　漫画作为轻骑兵，行动最迅速。7.7芦沟桥事变后，上海就成立了漫画界救亡协会。叶浅予、张乐平等人组成的漫画宣传队辗转南京、武汉、重庆等地，在抗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版画经过鲁迅先生所倡导的新木刻运动，阵容已很可观。抗战开始后，众多的青年美术家纷纷往抗日根据地或解放区聚集，成为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革命文艺的骨干力量。胡一川、黄新波、李桦、罗工柳、古元、黄新波、赖少其、杨讷维、张望等当时都是有名的木刻家。漫画、版画在揭露社会黑暗，传递民众心声等方面发挥着艺术武器的强大威力。油画、国画和其它艺术领域的重要人物，不论何种艺术观点，无不投身于时代的主潮中。这一时期的广东籍美术家，如司徒乔、符罗飞、李金发、傅天仇、方成、江有生等，都有卓萦不凡的贡献。

　　1949年10月1日，香港美术界在六国饭店集会隆重庆祝新中国成立。在当日的合影中，有李铁夫、黄永玉、张光宇、王琦、廖冰兄、洪毅然、关山月等人。他们与来自解放区的美术家汇合，新中国美术的风景线就这样浮出了水面。

　　新中国广东美术格局的确立

　　在解放之初的短短几年，新中国的美术已奠定了基本格局。这一格局总体是由三大版块——延安的革命美术传统，来自苏联的模式，加上“五四”以来新美术运动的若干经验整合而成。解放初为发展戏曲艺术所提出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是陕甘宁边区时期“推陈出新”口号的进一步发展。诚然，就文艺观和管理架构而论，解放初期基本是套用了苏联的模式。1956年，中国共产党确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与艺术的基本方针。1958年，又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艺创作原则。这样，我国便从苏联的巨大影响下走出，迈上了发展自已民族新文化的新路。

　　1959年4月底，关山月和著名山水画家傅抱石先生接受了为人民大会堂创作巨幅国画的任务。除了不朽巨作《江山如此多娇》，关山月的代表作有《新开发的公路》、《俏不争春》、《绿色长城》等。国外学者安雅兰、郭适等人评价关山月，说他从1949年以后响应新社会号召，转向雄伟山脉全景描写，这是明显的有意识的中国画现代转型。

　　黎雄才一直是广东画坛与关山月相提并论的代表性人物。他也非常重视写生，40年代由川渝到西北的旅行写生，1954年在纪实基础上创作的《武汉防汛图》，1959年的韶山写生系列作品，都具有标志性意义。

　　在风雨如磐的年代，廖冰兄的漫画曾以沉重力量撞击观众的心扉。冰兄漫画创作70年，作品数以万计。“文革”后复出，冰兄勇气依然，思想的敏锐依然。《自嘲》、《禁鸣》、《噩梦录》、《剪辫子》等堪称经典的作品均出于这一时期。

　　杨之光为新中国第一代新人物画家，数十年来致力新人物画的开拓和推进。他多次说到他“感情的根和艺术的触角始终扎在祖国这一片热土之上”。他恪守现实主义艺术原则，将书法、水墨与水彩，与西洋光色造型手段整合，构筑了一种新的，超越既往技法体系的人物画新画风。

　　新中国的30年中，胡一川、阳太阳、潘鹤、黄笃维、刘仑、尹积昌等一大批人，都在不同艺术领域中取得了令人钦佩的艺术成就。而杨之光的《矿山新兵》，陈衍宁的油画《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汤小铭的《永不休战》，周树桥的《春风杨柳》等作品，直观地体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广东美术的创作面貌。文革后期广东崛起的一整批艺术家，唐大禧、林丰俗、林墉、梁明诚、林毓豪、伍启中、张绍城、雷坦、邵增虎、詹忠效、梁照堂等，创造了众多让人难忘的作品，成为中国美术界一道奇异的风景。

　　改革开放

　　推动广东美术走向繁荣

　　1978年改革开放，广东作为南大门在全国先行一步，历史又一次给了广东先机。而广东美术界出作品出人才的成绩也每每走在全国前列。这是广东美术走向繁荣和多元发展的新时期。上世纪80年代初期，经历了对“文革”美术的清算和反思，西方各种思潮流派汹涌而入，文化理想主义、虚无主义和激进主义的种种焦灼和躁动纠缠一起。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更早显现出应有的文化自信。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长足发展，对美术领域的创作走向和艺术生产结构均产生了广泛和深刻的影响，

　　老一辈艺术家焕发艺术青春，关山月、廖冰兄、黄志坚、陈卓坤、王肇民等人都有突破性发展。文革后期崛起的一大批人成了广东美术界的骨干和创作主力，他们在几届全国美展都获得引人注目的成绩。

　　新崛起的一批人，艺术上正走向成熟，大大充实了广东美术界。许钦松、黎明、俞畅、林若熹、方楚雄、林永康、李劲堃、安林、黄增炎等一大批人，都是在20世纪后期开始承担重任，成为最活跃的美术家。与他们年龄相仿的这批人，体现了开放改革40年来广东美术多元、多样化发展的特征，这是一个艺术创作姹紫嫣红的“双百”时期。

　　广东美术在21世纪迎来新的辉煌。人才奔涌而出，影响推及海内外。历经改革开放40年的巨变，文化和各种文学艺术门类回归本来的社会位置，新的秩序，新的艺术格局开始形成，重视语言个性，强调艺术风格，追求艺术创造中的个体价值，讲求社会效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已经成为众多美术家的共同取向。现今，更新一代的艺术家正在成长，艺术百花园中鲜活的生长、重组和嬗变成为常态。美术创作领域在艺术观念、语言手法、材料媒介、图式风格诸方面均出现显著变化，在当代多向发展的格局中，呈现出前未之见的创新性、学术性新质。

　　在当代广东美术的一片茂林嘉卉中，人们可看到传统型艺术、写实型艺术和试验性艺术多元并进的和谐发展态势。更有一点是明确的，当代广东美术呈现出前所未见的多样繁盛格局，张扬中国文化精神的一直是主流。美术是属于人民的。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部分，美术创作的价值核心与内在逻辑必然遵循中国文化的本体规范。

　　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时代与社会的走向，与百年广东美术的起承转合息息相关。广东是一块热土，印证着当代中国的崛起。在我们面前，尚有一些并未了结的重要命题，诸如深化改革开放，传统往现代转捩，于市场化的语境中怎样恪守作品的文化品位，在全球化大趋势中如何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等等。传统是活着的传统，在连接和传衍中它会被赋予新的内容。文化艺术要不断创造和积累，不断增添新内容，传统才会更充实更有价值。而这，正是广东美术家以及所有当代美术家面前的紧迫课题。

　　南粤百年，其命惟新。民族精神是当代中国文化的魂魄。惟有立足于文化传统的传承光大，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精神体验，中国艺术才会具有真正的现代性，才会有源源不绝的创造活力。我们所期盼的新一代艺坛大家，也即是那些纵横捭阖傲立潮头的领军人物，那些天马行空苍松拔地的一代俊杰，也将被推上21世纪之前沿。

　　（作者为广州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