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任天的风骨

　　■蒋频

　　余任天一生坚守“立身唯直，处世唯真，待人唯诚”的原则，“守清贫、甘淡泊”、“宁寂寞、忘荣辱”是他律己的箴言。余任天不管命途坎坷，历经多种磨难。但他对艺术的追求，殚精竭虑，勤奋创作，耕耘不辍。尽管生前渊默深稳，不求闻达，但他却以特有的艺术魅力和伟岸人格，携同他的作品传播于世界。

　　余任天是从民间书画爱好者转化为文人书画家的人。他用画笔所表现出的人格骨力坚毅超拔，成为一个时期不可替代的力量。他不具有学院的文凭，没有良好的条件，却拥有对平庸生活的抗争精神和对艺术创造的挚爱。

　　余任天一生写“骨”，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艺术，以自己的人品艺德和艺术创作赢得了人们对他的仰慕和敬佩，博得了刘海粟、潘天寿、沙孟海等艺术大师的激赏。他各种形式的诗书画印作品深为公众所钟爱。

　　余任天（公元1908—1984年）字天庐，号归汉室主，别署愤盒盫，所居曰归汉室，浙江诸暨浬浦镇人。余任天出生于一个山村小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余祖圭在村上设塾授徒，业余佃田躬耕以补家用。余祖圭知医，偶亦作画治印。除由父亲启蒙读书外，余任天幼嗜绘画。家乡深厚的历史文化，浓郁的乡土艺术、民间戏曲和中国书画的熏陶，给予这位天赋敏感的少年以丰富滋养，使他自小就喜爱写字画画。得民间画家指点，17岁的余任天已以绘画播名乡里。1924年春，余任天为求深造，负笈杭州，先后在浙江美术专门学校和浙江艺术专门学校学习西画。因父亲病故家境贫困，余任天仅在校读了两年半后辍学回乡。为维持家庭生活，余任天接替父亲的教职，担任了当地的小学教师。

　　在接下来的十余年里，余任天先后在诸暨城里的崇实小学、浬浦的翊忠小学等及萧山、嵊县、杭州的中小学担任美术教师。期间也曾在诸暨、草塔等地和杭州鬻画。此后，抗战烽火兴起，时在枫桥大东小学任教的余任天，拿起画笔和刻刀怀着满腔激情从事抗日救亡宣传画创作，当时学校两旁墙上大幅抗日的壁画，就出自余任天手笔。1940年秋，余任天离开家乡随复兴商业公司浙江分公司辗转永康、松阳、南平到龙泉，“心兵日夜销磨尽，回首故乡尚寇烟”，其忧国思乡的情感，在他的诗句中得以充分表露和寄托。

　　1940年，潘天寿率西湖艺专内迁至永康。那是余任天第一次见到潘天寿，也是第一次与大师级艺术家交往。他们论艺谈文交游甚密，这一时期的请益与耳闻目睹影响了余任天的一生。随后，余任天协同金维坚、毕茂林等在龙泉成立了龙渊印社。印社前后存续四年，结社宗旨为以印会友，交流印艺。亦借方寸山石，一泄爱国情结。兴盛时，社员逾百人。余任天作为常务理事，一方面潜心印事，另一方面，印社一应社务，如《龙渊印社月刊》的组稿、编辑、刻印、发放，多借其一人之力得以完成，作用不言而喻。作为中国第二大印社，又创办了全国首本印学期刊的龙渊印社，其意义已超出了印社本身。

　　在余任天的篆刻生涯中，用心最多，也就40岁以后至60岁之前近20年时间。早年曾跟乡间印人钟石帆学过一段时间，后自悟自刻，间亦涉猎汉印、西泠八家，并未深究。曾有缘与永康应均先生相识，那是一位真正的民间高手。应均为永康市郊应店村人，从小聪颖过人，勤奋好学，然一生坎坷，遂以翰墨为寄。精书法，工兰梅，好诗文篆刻。少年时父亲与兄长先后早逝，遂家道中落，只得与嫂子一起经营酒店糊口。一生落寞，几无荣显，诗文书画修养全凭自学不倦而致。应均诸体均擅，而以行草为善，作品包含金石之气。所书条幅多豪宕激厉，然其书法气多于质，意优于形。受其“我字写自己的，图章也刻自己”的艺术信念启示，余任天开始转益多师。受经济条件掣肘，也为掌握过硬的刀功，他去乡间河滩搜捡硬石，自制印石创刻印章。待初得篆刻之道，余任天刻“归汉室”印，其边款曰：“丙戌十月，余于金石书法，皆以汉为归，因镌是印，示专精也。”

　　余任天从报纸上看到邓散木的印蜕，觉得十分契合自己的印风。特别是了解到邓散木原名邓铁，习印初仿邓石如，把印章刻得婉转流动，风格颇似完白山人而自诩。他的书法老师李肃之在离开上海之前，欲将邓铁介绍给上海的印坛领袖吴昌硕。可邓铁认为赵古泥的印比吴昌硕好，故而投拜到赵古泥门下。后来的事实证明，邓铁和赵古泥是投缘的。自邓铁列入赵氏门墙，他于书法篆刻越发痴迷，朝斯夕斯地练，进步可为神速。赵古泥为吴昌硕弟子，受缶老影响，他注重从封泥、砖文、古陶中吸取养分。邓铁随赵古泥学习篆刻不过五年时间，但赵氏的艺术风格却影响了邓铁——邓散木的一生。受赵古泥影响，邓铁重新认识了吴昌硕的篆刻艺术。如他在“受苍长印”的边款中刻道：“汉人印如和氏璞，不理不知，其可宝也。后之拟汉者多遗神取貌，虎贲之似终复何补。近世惟吴安吉能摘汉人之髓，盖从封泥古陶中旁参得之。”余任天不仅服膺邓散木的印艺，也同时敬重他不做徒子愿做徒孙的独立人格。余任天于是专程去上海拜邓散木为师，决心收束性情，改恣为正，登堂入室，一探汉印真谛。在上海盘桓多日，获得邓师颇多教诲。此后，余任天所刻多通过沪杭两地书信往返，得其指授、批点，印艺精进。

　　抗日战争胜利，余任天乘公司回迁，遂辞职至杭州，入在省立西湖博物馆（今浙江博物馆）和省立杭州民众教育馆任职，此后定居杭州。这时期因生活稳定，余任天与黄宾虹、张宗祥等相交，使他的书画艺术有了质的飞跃。解放初上述两馆清理冗员，余任天得知自己在被清理之列，这大大刺伤了他的自尊。余任天愤而辞职，在西湖边赁屋自设“归汉金石书画工作室”，以自己的笔谋自家的生活，并潜心于民族传统绘画的研究与创作。

　　1956年，经潘天寿多次动员，余任天参加了浙江省文联美术组。他以发展传统绘画为根基，深入浙东地区写生，收集创作素材。他将生活、传统、借鉴三者熔于一炉，探索现代中国画艺术的新路，创作了一批充满时代精神的作品。

　　多年的探索获得回报。1959年，余任天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浙江省国画研究室第一位专业画家，浙江省美协的专业画家。1962年，他为北京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创作了巨幅山水画《富春江严陵濑钓台》，此为那时段内余任天登上的绘画高峰。此后，中国大地面对的是十年浩劫。这期间余任天无论遇到任何打击、折磨都没有动摇他对艺术的执着，尽管生活困顿、眼疾加剧，他始终以坚定的信念，勤奋的实践为新时期的变法作了准备。十年动乱结束时，余任天的视力已到几近失明的状况，他手中的画笔却始终未曾停下。晚年的艺术人生，他超越了自我，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故乡的山水和雁荡、西湖、富春江是他晚年画得最多的题材，在他的心目中，作为一位画家，应该为山河写照，为时代传神。

　　在余任天的艺术成就中，篆刻创作是独树一帜的。他的篆刻取法广泛，兼容并蓄。在字法上吸取了汉印、砖铭、简书古朴自然的特征。他还善于用隶意行楷入印，不作无谓的盘曲镣绕、使字法结构显得简括明了。隶书和行楷入印，在当代印更上曾经风行一时，今天看来成功者并不多，很少有能像余任天的探索那样、形成古意森森，异趣盎然，浑然天成的制作。这是他对入印文字驾驭能力的一种体现。他篆刻的刀法猛利劲爽、干净利落，融合吴昌硕、齐白石、邓散木等篆刻大师用刀特征，不滞泥、不作态，一本自然，营造了神清气旺、雄健苍润的篆刻风貌。在篆刻章法上他善于运用大疏大密，块面与线条对比。同时还擅长用大角度的斜线笔画、来打破印面的平板，平中寓奇、空灵流动，极有现代感。

　　篆刻创作的个性化，来自于个性化的创作观。余任天篆刻创作主张从气势入手，这也是他篆刻创作实践的个性特征。一般认为，治印要从规矩入手，余任天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在《治印管见》中认为“应该从放肆粗野入手，有纵横气概”。他用“幼小看看，到老一半”和“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两句俗语来说明这个道理。他说治印“初学时，被规矩束缚了，及至眼力腕力衰退的时候，欲求放肆，已是力不从心”。这一点对于一般学印者来说是一种极其深刻的提示，因为它有悖于正统的印学理论，这样的话一般印人是绝不会轻率出口的。

　　“大未必佳”的印人大有人在，纵然有多种因素。而对于一生勤勉的“大未必佳”的印人来说，症结恐怕还在于缺少“纵横气概”。尤其对于书家、画家、学者等不以篆刻创作为主的人来说，要在有限的创作中自立门户，以气概取胜确是一个最佳的突破口中。余任天篆刻重视气概，也在以气概胜人这一点上获得了成功，这是他的可贵体验。

　　余任天自署归汉室主，旨意在于金石书法皆以汉韵风神为归。因而他倡导气势，强调放肆粗野等只是一种开端，一个过程，最终要以回归古典为最高境界。所以他同时又要求在以后的实践中“化粗野为朴厚，去纵横为储蓄。工夫到境，火气尽敛，真气内充”并最终达到“稳健圆润”的意境。庄子说“用志不纷，乃凝于神”，这是对一位艺术家意志品质的要求。余任天正是具备了这种优秀艺术家应有的禀赋，成全了他篆刻的卓然成就。

　　展开余任天的画作，欣赏者会发现他的诗、书、画、印浑然天成，功力深邃，气势磅礴，才气横溢。而这其中，应该特别推崇的是他的山水画。余任天继承了宋元以来中国画的传统，又凭着个人深厚的学养和坚实的生活基础，对山水画创作别有一番意趣，既追求“辉煌又见大家风范”的气概，又钟情于“画来看去却生情”的寻常小景。余任天的山水画创作的独到领悟之处，还在于他将书法中的草书笔法入画，画风独树一帜。综观他的书法，当以晚年所作草书功力最深，成就最大。此时且与绘画之理法浑然贯通，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书法与绘画双艺齐头并进，同入艺术创造之佳境。他的草书取法张旭、怀素，亦有独到的见解。与寻常极意飞扬跋扈、剑拔弩张而无停蓄之致者，和苦守绳墨，于古人亦步亦趋、未敢越雷池一步者，都不可同日而语。他在20世纪60年代创作的《富春烟岚》《秋山雨霁》，70年代创作的《风物故山最相亲》等画中， 都隐约可见结体奔放、笔墨淋漓的草书笔法。其画面层次分明，画卷气韵生动，画中峰峦奇峭，林木葱郁，万象毕现。一石一川，一树一草，皆呼之欲出。

　　余任天认为笔墨作画追求形质，随形质而下笔用墨。古人所谓用笔用墨之法，即在其中矣。在他的山水画里，作云山烟雨，以骨——即草书笔法为主，笔中有墨，墨中有水，不藉渲染乃得妙趣。他还认为创作中国水墨画除用笔用墨外，尤须善于用水。宋之李唐、马远、夏圭；清之石涛，都是善于用水者。后人崇尚干墨枯墨，而山水之生机索然矣。简而言之，他认为书贵瘦硬能通神，绘画亦如此。故六法中有“骨法用笔”一条，骨不坚硬，虽用墨多端，未有不浮靡臃肿与甜俗者。“用墨厚重，用笔圆浑，意境高远，趣味隽永”，国画大师刘海粟以此16字品藻余任天的绘画。

　　“气宜春夏意宜秋，茂密还从简略求”，余任天的这两句诗题真切地表现出他深邃而耐人寻味的画境。他的题画诗基本上都是自己创作的，所以余任天也是一位诗人。他的思想感情和情趣， 尤其是他的艺术见解， 以及在艺术探索道路上的论述，都在他的诗中可以看到。余任天的诗作崇尚自然，不加雕琢，抒发真情实感，洋溢着一片纯真坦诚的性灵。他抒发着新时代艺术家的情感、志趣与识见，因而有特别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余任天写诗不是为了文学目的而是为了艺术，不是文学家的诗而是书画家的诗。他的诗，特别是论画诗不仅成为书画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还涵盖着笔墨技法、山情水趣以外的艺品艺德，具有鲜明理论色彩。

　　一艺功成岂偶然，人工天分两相连。

　　还须滋养源头水，寂寞楼居四十年。

　　这是余任天的一首论书诗，传递的是他“寂寞楼居四十年”的习书状况。直至临终前一天，余任天还在病榻上与篆刻家陈左夫探讨“何谓浙派”的话题。

　　余任天在文物鉴赏和书画理论诸方面都有卓见和著述，撰有《天庐画谈》、《历代书画家补遗》、《陈老莲年谱》等。

　　余任天生前为西泠印社社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杭州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西泠书画院特聘画师、杭州逸仙书画社社长、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余任天逝世后，诸暨市为其开设了“余任天艺术馆”，由沙孟海题写了馆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