婺州窑烧制出成熟的青瓷的时间，最早可追溯到东汉时期，发展于魏晋南北朝，鼎盛于唐宋，衰弱式微于元末明初。婺州窑是一个地方性的历史文化名窑，虽然有着庞大的窑系，悠久的生产历史，但其名留青史，声名远播还得靠唐代茶圣陆羽所著的《茶经》一书。因为茶圣陆羽给予了当时婺州窑所生产的茶碗以极高的评价。《茶经·四之器》：“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婺州窑所生产的茶具当时地位仅次于越窑和北方耀州窑，名列第三。

　　中国历史上饮茶之风的发展与普及，唐代是一个关键的节点。自唐代始，饮茶之风开始普及南北，流行于社会各阶层，成为中国传统生活“油、盐、酱、醋、茶”之一部分。茶具的发展是跟随着饮茶的方式的变革发展而发展的。唐代的饮茶之风的普及，极大地刺激了婺州窑的生产，为满足和紧跟当时茶具消费市场的需要和发展，婺州窑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技术优势与资源优势，开始生产和烧造了大量的茶具产品。唐代茶圣陆羽在其名著《茶经》一书中对婺州窑所生产的茶碗的评价，就是给予婺州窑这种发展的充分肯定。

　　茶具的生产，是当时社会饮茶方式和茶文化发展的直接见证。所以，今天我们要了解和研究唐代婺州窑茶具生产的历史概貌和种类品种及其艺术品格特征等问题，就必须先了解唐代的制茶之法、贮茶之方、饮茶之制。

　　唐代，饮茶之风已在全国兴起，而且时人饮茶已由粗放煮茶进入精工煎茶的阶段。研究技艺，意在情趣。按陆羽《茶经》所述，唐代的茶叶产区已遍及四川、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广西、广东、贵州、陕西、河南、重庆等14个省区。因云南当时属南诏等国，处于分裂状态，故茶之故乡云南未列入《茶经》所述茶之产地之列。唐·封演所著《封氏闻见记》这样记载当时的饮茶之风的发展态势：“南人好饮茶，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又说：“按此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昼夜，殆成风俗，始于中地，流于塞外。”由此足见，唐时饮茶已不再是士大夫贵族和僧侣阶层的专利，而成为普通老百姓的日常饮料。饮茶之风，传入新疆、西藏、蒙古等地，由于茶叶具有生津止渴、消食解腻的功效，所以茶叶一经传入上述地区，就被视为珍品，看作最好的饮料。

　　由于唐代饮茶之风的普及，人们更加重视研究饮茶的情趣和茶具的品质。因为，茶具不仅是饮茶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器皿，并有助于提高茶的色、香、味等实用性，而且一件高雅精致的茶具，本身又富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所以，自唐始我国的茶具制作就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中唐时，不仅茶具门类齐全，而且讲究茶具的质地，注意因茶择具的选择。这一发展状态，均在陆羽《茶经》中得到了具体的反映与记载。

　　《茶经》共十篇，分别论述了茶的起源与鉴别方法，制造饼茶的工具，饼茶的制作、煎茶与饮茶的器具，煎茶的方法，茶的饮用，有关茶的史料，茶叶的产区，简单的制作方法，茶图等十大方面。在其中的《茶经·二之源》、《茶经·二之具》等前六篇中，陆羽提出了自己创设的一整套涉及采茶、蒸茶、焙制、碾末、煎饮乃至鉴别的方法。

　　按唐·陆羽《茶经》记述，当时“饮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者”，但当时有代表性的是饼茶和末茶。唐代茶具发展与饼茶和末茶饮用有着密切的关系。饼茶和末茶，虽加工方法有别，但都需通过炙、焙、碾、罗、煎，方可饮用。依陆羽《茶经》所述，当时民间饮茶，先对不同茶叶作不同处理，“乃斫、乃熬、乃炀、乃舂，贮于瓶缶之中”，然后“以汤沃焉，谓之庵菜。”或者有的再加葱、姜、枣等添加物，用以调味，“煮之百沸”，然后饮用。但陆羽认为用上述方法调制的茶汤，犹如“沟渠间废水”，不可取用。所以，陆羽在《茶经》中提倡的方法重在煎。认为在碾茶之前，先要烤茶，使其“炎凉”均匀，变软后用纸包好，以保其香。冷却后，再碾成细末，通罗（筛）后贮于合（盒）中。

　　唐代除采用陆羽提倡的煎茶法外，还有点茶法。唐·苏廙的《十六汤品》一书中可略见一斑。其法是先将茶末放入茶瓯，尔后用茶瓶将少许沸水注入茶瓯，将茶末调成稠膏，“茶已就膏，宜以造化成其形。”再用沸水继续向茶瓯注入。注汤时，需要做到顺畅，“汤不顺通”，“茶不匀粹。”注汤还要做到恰到好处，少过浓，多则淡，“一瓯之茗，多不二钱，若盏量合宜，下汤不过分。”总而言之，唐代的烹茶之法，就如上述两法：一是以陆羽为代表，并在《茶经》中提倡的煎茶法；其次是苏廙介绍的点茶法。

　　碗，供盛茶饮用之器。在唐代文人的诗文之中，更多的称茶碗为“瓯”。茶圣陆羽认为越窑烧制的淡青色茶碗能与绿色的茶汤相映生辉，“半瓯青泛绿”，从而达到“益茶”的效果。其他如邢瓷之白，寿瓷之黄，洪瓷之褐，都是掩茶汤之色，“悉不宜茶”。同时，越窑的茶盏，外型“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即口沿不外翻，稍有内敛，使茶汤不易外溢；而底则稍翻，易于端持；碗“浅”则易于最后喝茶末。婺州窑同属浙江越窑大系，在器皿造型，釉色风格等均与越窑相近，故陆羽在评点唐代茶碗时，将其列为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