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启蒙

　　1933年9月30日，单应桂出生于济南大明湖南岸的一个教书世家。她的外祖父张步月曾任山东师范讲习所所长，1913年创办济南竞进女子学校，是当时教育界的名人。单应桂的母亲、舅母也都在该校教书。世代教书又创办了名震一方的女子学校，张家的声誉在当地有口皆碑。单家同样也是书香门第，单应桂的祖父是个清末解元，一生从事教育。单应桂的父亲半工半读获得了高等文官的资格。清风明月书声悦，书香满门益身心。单应桂在两个家庭的熏陶下，将淳朴正直的家风、为人师表的品性以及深厚的文化涵养融入进了生命。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济南城失守，4岁的单应桂从此开始了漫长的逃亡生活。先是跟随父母到了济宁，在那上了学前班。一年后抗日战争爆发，父母又带着5岁的单应桂和3岁的弟弟逃到鲁西南乡下并且在那落了脚。

　　“那时候是真的害怕呀！在鲁西平原，我们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逃，有时候小日本儿的枪弹就头顶上飞，一连几天吃不上饭是常有的事儿，饿极了的时候只能吃棉花籽、啃树皮。”这段艰难的生活，在她幼小的心灵里烙下了沉重的痕迹。但也正是这段生活给了她意外的收获，这便是艺术的启蒙。

　　“母亲是我的启蒙老师，农村的生活那么苦，但她从来不在我和弟弟面前表露出来，有时候饿的时候，母亲就教我和弟弟古诗，边给我们讲边用树枝在地上画。”艺术的种子就这样播种进了单应桂的心里。这颗种子在鲁西平原朴实的农村生活中慢慢地发了芽。“农闲的时候，大嫂们会聚在一起绣花、剪纸，我就混在她们中间看，看她们的神态、看她们羞涩地耳语，过年的时候农家门上会贴门神，那威武的门神真是让我又爱又怕，针线筐里的五彩丝线、蓝印花的粗布……”回忆这段生活时，单应桂说“艺术是潜移默化的过程，一个民族惯用的手势、动作、眼神、服饰都具有民族文化的特征。民间流传下来的东西，都是一种深层的文化积淀，是历史文化艺术的精华。比如一张剪纸，是几代人的审美情趣不断加工创造而形成的，其他的艺术也是如此。这一切已经浸透了我的灵魂，溶进了我的血液”。

　　探索的根

　　1949年，不满16岁的单应桂离开了女子师范学校，走上了自己心仪的工作岗位，成为山东新华书店编辑部的一名美术编辑。在这里，她度过了7年的青春岁月，不仅打下了坚实的绘画基础，更重要的是丰富了她的精神世界。

　　单应桂放飞艺术生命的天空，是在中央美术学院。1956年，单应桂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深造，在她就读时，中央美院正活跃着一批享誉国内外的艺术大家。当时的中国画系主任是叶浅予，教山水的是李可染，教人物画的是蒋兆和，教花鸟画的是李苦禅，教工笔的是刘凌沧。当时这些老师50岁左右的年纪，正值创作旺盛时期，学生们也都怀着满腔的热情去创作，在这座中国美术优秀人才聚集的学府里，单应桂刻苦努力学习，1958年的一节创作课上单应桂画了一幅题为“和平幸福”的国画，采用年画形式来表现这一主题，得到了老师们的一致肯定，此画被中国美术家协会选送到世界青年联欢节美展展出。1960年，单应桂创作了《当代英雄》，以新中国劳动妇女开山劈岭、战天斗地为主题，画面上那高高抡起铁锤的姑娘英姿飒爽，被山风吹起的秀发浸透了汗水。此画在北京市举办的“五一”美展展出后，在美术界引起了极大反响。

　　1961年，单应桂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并被分配至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在祖国首都当大学老师本应是人人羡慕与渴求的，但单应桂心里却总有一种焦虑。“我不喜欢大都市里的生活，在那儿呆的时间越久我反而越怀念儿时农村的记忆，乡亲们淳朴憨厚的脸庞，姑娘们长长的辫子上扎着的鲜艳的红头绳，爱美的小媳妇儿们梳着极富装饰味的发髻，虽然她们穿着灰色破旧的厚重大棉袄，但是袖口处不经意间漏出的蓝白小碎花，腰间别出心裁地留出的一抹亮红，别提有多美了，我觉得那些才是我应该去创作、去表现的。”于是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了一年课的她，几经辗转又回到了山东。至此单应桂走上了一条“向民间、向田间”探索艺术真谛的道路。在此期间，单应桂创作出大批优秀作品，1964年为庆祝建国15周年所创作的人物画《育苗》、《红色车站》同时入选全国美展。1971年调到山东省艺术馆后，先后创作的《铁索桥畔》（合作）、《如果敌人从那边来》，均在美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于单应桂的艺术探索，叶浅予先生给予褒评：“经过中国画的专业训练，一般人都愿意在宣纸水墨或绢素重彩方面继续钻研，以便攀登阳春白雪的高峰。可是，单应桂走出学院以后却拐了一个弯，走向了民间，这是非常可贵的选择。”

　　创作的魂

　　梳理山东美术的发展，现实主义是其主要绘画风格。单应桂的《沂水欢歌》《如果敌人从那边来》，张洪祥的《斗霸》《长街行》，张志民的《将军出山》，王力克的《甲午·1894》都是现实主义的经典力作。单应桂的重要作品多以“农村”和“逃亡”为主要题材，这与她个人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农村生活的质朴和童年逃亡的回忆成为她现实主义创作的魂，从20世纪70年代的《做军鞋》、《地雷战》到80年代的《春风》、《乡情》再到90年代的《沂水欢歌》等无不体现这一点。

　　1973年她创作的《如果敌人从那边来》和《截断敌人的退路》都是抗战题材的优秀作品，画中的人物都是质朴的农村人物形象，老英雄黑红的脸膛上刻着深深的皱纹，浓密的络腮胡子与孩子们稚气的小脸形成鲜明的对比。

　　1986年完成的《山村妇女》组画把胶东老少三代女性的形象都囊括在笔下，绘声绘色镌刻得形神兼备。笔墨中既有工笔画的劲细，又有写意的放达，更融进了年画的朴拙和古代壁画色彩染高不染低的古朴。如果说《山村妇女》是粗放朴拙之美，那么《沂水欢歌》则给人以清丽、灵秀之美。画面中5位洗军衣的姑娘那健美的身姿，泼水嘻闹的欢快情绪，给人一种活泼的生命质感。“我很想把20世纪40年代沂蒙山区妇女支前的情景画好，所以我前后去了沂蒙山好几次，《沂水欢歌》中撩水嬉闹的情节是农村女人们一起洗衣服时常有的景象，我画这个情节其实是设计了潜台词的，泼水的姑娘给扎麻花辫的姑娘开玩笑：‘你洗的那件军衣说不定是你心上人的呢！’”单应桂说。

　　20世纪90年代单应桂创作了“往事系列”，由欢快的抒情转向深沉的历史反思，并将作品尺幅拓为巨幅，更加撼人心魄。《逃亡——童年的回忆》画面刻画了20多个人物形象，画面的中间位置，突出表现了一个背着幼儿、领着小女的母亲形象。“我画这幅画时没找模特、摆姿势，因为画中形象都是我熟悉的，他们的原型我都能指出谁是‘李格的爹’，谁是‘玉珍的爷爷’、‘祥子的娘’”。谈到创作原因时她说，“作为一个母亲、一个画家，我有责任把历史画出来告诫后代永不能忘。”

　　近几年，单应桂越发流露出自由自在的创作状态，更显现出内心深处追寻精神高境的理想，以闲适轻松的文人笔调创作了《羲之爱鹅》、《李太白踏月寻句》、《消夏图》等国画作品，她画李清照，也画张爱玲。“我很喜欢他们身上那种知识分子的味道，他们那时候的生活是我非常向往的，‘伴我书声琴韵，同度好时光，绿荫之下，鸣蝉声中，读书微倦，闭目遐想，吾之向往也’。”

　　教学相长

　　出生在书香门第、教书世家，单应桂与教师这个职业似乎情缘不尽。1961年单应桂被分配至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第一次以教师的身份站在讲台上，我不止一次的在心里想，我一定要好好教导他们，把他们培养成才。”1962年，单应桂由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调到山东艺专（今山东艺术学院）任教，担任山东师范学院国画专业五年级班主任兼创作课教师。

　　单应桂把中央美院的教学体系灵活地运用到山东艺专的中国画教学中。首先，单应桂非常注重讲求临摹的重要性，强调学生要学习先辈大师及当代著名画家的优秀技法，加强巩固同学们的技法基础，注重在教学中让学生打好“传统”的基础，这也与山东艺专重视基础课的理念相契合。其次，只有技法还不足以支撑创作，深入生活写生则是学生们在学习到一定的技法之后到真实生活中挖掘自己的情感、表现情感的最有效环节。“我一直教导学生们基础课是一个继承传统的过程，深入生活写生则是在继承传统技法之后的一个创新的过程。艺术一定要灵活，不能死板。”

　　除课堂教学外，单应桂也非常注重让学生到生活中去，年画教学期间，单应桂带学生到潍坊杨家埠学习传统年画制作技术，到河北武强考察采风，到河南考察中原文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开阔了学生的眼界。

　　单应桂始终奉行“教学相长，水涨船高”的教学理念。即在教学的同时，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和艺术修养，老师的学养丰厚了，给学生的营养也会丰厚；学生们的水平提高了，需要老师给学生更多的新东西，老师又需更多的学问充实自己。如今，单应桂当初所教授的学生，大都已成为当今重要的艺术家或艺术教育者。

　　“我现在80多岁，腿脚越来越不好，以后可能就得坐轮椅了，所以我很珍惜现在能够画画的时间，每天我都会拿出一定的时间来画画。人老了，越容易想起之前求学的时光，年轻时受恩于一些老师，报恩除了自己好好画画之外，也特别想为自己的老师们画像，所以我画了李可染、叶浅予、蒋兆和、李苦禅4位老师的肖像，以此怀念并感谢我的老师们。”谈起自己的老师，单应桂开心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