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贤之道，都是“克己复礼”的“天下为公”，但实现其道的行为则有同有不同。同者，对自己，“正心、诚意、修身”，“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异者，对别人、对社会，施之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具体行动可以有所不同。

　　孟子认为：“圣人亦类”，无异于俗人；但“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又有别于常人。也就是说，在文化本质上，圣人和常人没有什么分别；但在文化知识上，在能力上，圣人大大地超出常人，所以可以比常人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这个能力是靠自觉、刻苦地修身而获得的，所以，遵循了圣贤的思想，作为君子的士人，学习的目的是“为己”，提升自己服务社会的本领。有了这个本领，就要服务于社会，而不是炫耀自己，以此来要求别人、社会给自己更大的利益，所以圣贤、士人施展能力的行为是“为人”。

　　服务社会的目标虽同，有了大的能力亦同，但达到这个目标，施展这个能力的行动则可以不同，没有统一的标准。

　　伯夷、伊尹、孔子是公认的三大圣贤。

　　“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也就是说，遇到明君，就出仕，遇不到明君，就不仕；遇到良民就为他们服务，遇到刁民，就不为他们服务。这是知其可为则为，知其不可为则不为。

　　“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 。也就是说，遇到明君，就出仕，遇不到明君，也出仕，遇到良民，为他们服务，遇到刁民，也为他们服务。这是知其可为亦为，知其不可为亦为。

　　“可以仁则仁，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 。也就是说，不以君的是否明，民的是否良作为仕不仕的依据，而是以“可以”“不可以”作为仕不仕的依据。可以，明君亦事，非明君亦事，良民亦使，刁民亦使；可以在短时间里取得政绩的则在短时间里把它完成，必须在长时间里取得政绩的则决不急于求成。

　　孔子对于“仁”的解说，历来认为有多种不同的结论。实际上只有一个结论，就是“爱人”，爱人就是“为人”，包括为单个的人，也包括扩展而为天下的人。但他对不同学生“什么是仁”的同一问题，却有不同的答案。这是什么原因呢？实际上，他所回答的并不“什么是仁”，而是“怎样做到仁”。由于学生的情况各有不同，所以就有不同的答案，后人却把它读作了对“什么是仁”的答案。

　　所以，圣贤也好，君子也好，包括今天的楷模也好，他们的精神都是相同的，都是“为人民服务”，但体现同一精神的行为却有不同。行为中，提升自己能力的学习行为是不同的，但目的是相同的，都是“为己”；施展自己能力的行为是不同的，但目的是相同的，都是“为人”。学习和施展的行为是“然”，各不相同；学习和施展的目的是“所以然”，无不相同。我们向圣贤、君子、楷模学习，不是具体地学他们各不相同的“然”，而是要学习他们“为己”的学习态度和“为人”的志道精神。“然”是形而下的器，“所以然”是形而上的道。“君子不器”，就是要从相同的“所以然”立本；“君子无所不器”，就是要把“所以然”落实为各不相同的“然”。如果永远“不器”，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为人民服务的目标，这就是“同求不同”，“不同而同”。

　　俗话说：“人皆可为尧舜”。但孟子又说：圣人是不可“梯而阶”的。这不是相矛盾的吗？并不是的。第一句话，说的是圣人的文化素质，包括“天下为公”的精神，“为己”的好学精神，做事敬业的精神，每一个人都是可以具备的，因为它实际上就是“小学生守则”。后一句话，说的是圣人的文化知识、本领能力不是普通人能够达到；圣人的具体行为，更不是可以复制的。他们的知识之博洽，能力之广大，普通人达不到，这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的行为不可复制呢？因为同为圣贤，时间、空间、条件、对象各不相同，伊尹不能复制伯夷，孔子不能复制伊尹，我们普通人又怎么可以复制他们呢？何况，究竟应该复制哪一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