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从顺治开始，便非常注意杭州的水利整治。自康熙二十八年（1689）开始，康熙帝曾5次南巡至杭州，均驻跸于西湖孤山行宫。为了迎接皇帝的巡幸，地方执政对西湖周边的名胜景点也加以修缮与整治。雍正初年，对杭州及西湖的水利又有过极为重要的整治，其规模力度更在康熙之上。其后乾隆帝六下江南，从辛未年（1751）开始，更是6次驻跸西湖，在此期间对西湖面积及侵占湖田进行了一系列的丈勘与整治，“由是惠泽滂敷，下游农田仰藉充给，年谷顺成，民物殷阜，湖山景色更觉灿然改观。士庶歌咏太平，优游化日，咸谓有湖以来，未有如此今日之盛者也。”其繁盛的景象，或许更在南宋之上。

　　康、乾二帝南巡至杭，足迹遍及西湖的山山水水，兴致所至，为西湖山水留下了大量诗词题咏。特别是乾隆帝，仅对西湖十景的题咏，他就曾五叠其旧韵，总数竟达60首。

　　“西湖十景”自南宋以来闻名已久，但不同记载中个别景目名称和排列次序有所出入。宋亡入元，西湖废置，“西湖十景”一度冷落萧条，直至明代晚期，“十景”才陆续有所恢复。康熙三十八年（1699），巡杭的康熙帝逐一品题南宋西湖十景，并且亲洒宸翰，一一题写了景名。康熙帝排定的西湖十景依次为苏堤春晓、双峰插云、柳浪闻莺、花港观鱼、曲院风荷、平湖秋月、南屏晓钟、三潭印月、雷峰西照、断桥残雪。与南宋的西湖十景略有差异的是，康熙帝将“两峰插云”改为“双峰插云”，并将“雷峰落照”（或称“雷峰夕照”）改为“雷峰西照”、“南屏晚钟”改为“南屏晓钟”。“西照”与“晓钟”虽只一字之改，却未被人们接受，因而只在清代有关西湖著作中有这两处更改的景名。康熙帝为十景题字后，地方有司将御笔所书景名，刻石立碑，并建亭恭护，成为十景所在地点的标志。以后又将乾隆帝所赋西湖十景诗镌刻于十景碑阴，两代帝王的御笔为西湖十景增色不少，使得从南宋开始形成的西湖标致性景观——“西湖十景”更加名声远播。至今，“西湖十景”依然是西湖的象征。

　　康熙、乾隆皇帝钟情西湖山水，频频临幸杭州，畅游湖山胜景，客观上促进了西湖整治和景点建设，使西湖“兴复古迹不少，更觉粲然改观。”二帝还曾为众多西湖景点题额撰联，总数当在百处以上，这一切无疑大大增添了西湖的人文内涵。 康熙、乾隆二帝的南巡，对西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曾有人描述皇帝南巡时的盛况，湖上从三竺到苏白二堤，夜晚灯火长明，当时繁华的京师亦无过于此。

　　由于二帝对江南美景的喜爱，许多胜迹被随行的画师摹绘成图，并在京城进行仿建。在圆明园和承德避暑山庄都有仿建的西湖景致。最为显著的是圆明园中有十处景致全部以西湖十景来命名，一字未改，并由乾隆皇帝一一题写匾额，成为圆明园颇引人注目的一大特色。

　　与之相应，西湖图的绘制也在清三代时期再度达到兴盛。尤其是康、乾二帝的南巡，出于不同的使用需要，促使众多画家（包括大量宫廷画家）参与了大量的西湖图绘制：如有南巡前所绘，以备巡杭时提供图画查考的；也有巡游纪实，或是补二帝咏西湖诗意的作品；还有不少是南巡回京之后，因追忆西湖旧作而命补作的……曾经奉敕描绘过西湖图的文人画家，包括康熙时的王原祁，乾隆时的董邦达、董诰、钱维城、关槐等人；而宫廷画家之中，康熙时的焦秉贞、金昆，乾隆时张宗苍、张若澄、张廷彦、王炳、戴衢亨、张雨森、金廷标等人也都奉诏画过形式多样的西湖图，其参与人数之众多，或许不在南宋院画家之下；至于其流存画作之多，则远远超过其它朝代，可谓极一时之盛。

　　清三代的宫廷山水画家，大都为王原祁“娄东派”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其山水画风源自元、明文人画一系，尤其受到元代黄公望、晚明董其昌的影响。然而在这些为了满足各种帝王需要，奉诏应制而作的西湖图中，文人画所追求的自由抒发、不为物象所拘的特性却受到了相当的束缚，这一点即使是在王原祁的西湖图中也表现得颇为明显。文人画的独特内涵开始被抽离，画家个人活泼泼的因素不断丧失，虽然画面呈现的是典型的文人画图式，笔墨依然精到醇厚，然而却逐渐沦为表面的形式与符号。所以毋庸讳言，在兴盛的清三代西湖图背后，其实已经蕴藏着衰败之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