鐻（jù），是古代一种乐器。相传战国时有位名梓庆的木工，他制造的鐻能惊动鬼神。鲁侯问他有何法术，梓庆回答说：“我只是个普通工匠。唯一的办法是在制鐻之前静下心来，不思邀功、爵禄、非分的荣誉与他人的评论，心静神明，择物施艺，制作成鐻”。这个故事说明真正的成功决非偶然，只有静心、诚恳、执着进取者，才可能产生奇迹。梓庆削木为鐻既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中国古代先民的一种文化精神。美术史论家、先秦两汉文化学者——李松先生，正是用这种人生态度与文化精神谱写着现代人削木为鐻的新篇章。

　　1986年3月，笔者向《美术》杂志投出大学毕业后写的第一篇评论。同年4月底收到退稿; 但是，5月5日再收到该刊来函，“……您写的《作者固匪易 识者亦诚难——读陈师曾先生《〈作画感〉长诗随想》一稿，经研究，编辑部望您将此稿再寄回。……请给予回音”。1987年该文发表在《美术》杂志第11期。事后，我才知道李松当时任副主编，主持编辑部工作。作为名不见经传的后学的我，从李松身上体悟到专业工作谨慎而诚挚的作风能凝聚和激发更多的力量。

　　人品与艺品的统一这句话是面镜子，可以清楚照见从艺者人品与艺品的优劣。李松严谨治学和诚恳为人，历来皆有口碑。2007年6月间，笔者曾就自己探讨山水画厾笔的运用向他请教和汇报。先生在百忙中数次用书信提问，了解我对厾笔山水创作的种种思考和体会。最终，他写就长约3000字的《在大山的环抱中》。这种热忱关心提携后人的作风，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型学者的风范。

　　让我们更为敬佩的是：李松在不幸脑梗之后还坚持做学问，发表了多篇很有学术深度的文章；并且在研究古代青铜器造型艺术的基础上，对金文重新进行演绎，创作和整理出版了有其独特审美风格的篆书作品。《习篆说篆》的面世，充分展示了这位令人尊敬的学者闪光的另一面。

　　《习篆说篆》文字不长，但都是精论。条理清楚，说理有据，案例突出，不多泛言。李松认为：“人类的历史古远而近，造字是语言交流的两大形式之一：说与写。……中国古代先民在人类童年时期，创造了灿烂的青铜器艺术，由造型、纹饰与铭文相映生辉，成为后世难以企及的艺术典范”“青铜器又是中国文字学体系和书法艺术重要组成部分，……在那两千多年间的……兴替……变革……行变，从中呈现着一条清新的、绵延不绝的文脉。”

　　李松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在中央美术学院从事夏商周美术史论教学的同时，一边执教，一边临习商周金文，年复一年保存有金文书法数百幅，先后于2006、2008年在日本东京和中国北京举办展览而且广获好评。

　　《习篆说篆》是用学者眼光通过缜密思考、精配作品的学术成果。书中对青铜器铭文、商代金文、徽铭、西周金文、东周金文以及鸟虫书、秦篆和汉篆形态逐一进行简明的审美分析。从作品的形式与内蕴升华了临习而通达篆书创作的学术意义。他说：“临习商周金文，……（研究）他们在青铜器铭文的刻写、铸造过程，也是中国文字的创始和书体书风的形成过程。……表现出文化创造的乐趣，……直接影响了中华民族后来的文化艺术创造。”这些论述加深了人们对中国文字源与流、衍进与变化等意义的认识。

　　《习篆说篆》共收录李松各类篆书作品158件，作品气象生动。所书《商·戌嗣子鼎》，体现了商代篆书“行列齐整，字形结体的装饰趣味”，再现了商之后工整严谨的官方金文书风。《西周·攸簋》作品，将典雅瑰伟的官方书体与自由放逸、注意书法意趣的西周青铜器铭文书风糅为一体，起笔遒劲、气势雄伟、毫随管后、住行自然。《秦·权量诏铭》，起笔齐平、凝整沉着，方圆并用，驾驭自然，充分展现出秦诏版书写的庄重与奇趣。

　　李松的为人与治学以及《习篆说篆》的出版，不仅让我们看到一位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虔诚守望，而且让我们欣赏到中国现代文化人对古代削木为鐻精神可贵的延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