榜书审美摭谈

　　■孙立滨（西安）

　　抒情性与文学性的有机融合

　　陈振濂在《书法美学》中提到了书法艺术的抒情性和文学性，只有把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之达到和谐的统一才能传达出作品的感情，书法艺术以文字为载体，就更能抒发书家本身情感。边塞征战诗，表现壮美华章；答谢诗表达坦荡和真挚情怀；送别诗凌云健笔，豪气冲霄汉；悼亡诗则是情真意切，言哀已叹；咏物咏怀诗却是磅礴大气，气象壮丽；寓言诗则是酣畅痛快，肺腑真情。

　　榜书在抒情上要求表现得更强烈。杭州岳庙大殿《碧血丹心》匾，为沙孟海于1979年书。文辞强烈体现岳飞对国家无比忠诚的一腔热血。而同样的《还我河山》四字，根据岳飞的遗墨集字放大，文字内容诚然表达了岳飞眼看着国破家亡而强烈想要收复失地的悲壮豪情，可从形式美与作品意韵的关系来看，其流畅潇洒线条传达的情感不能很好的融合。

　　抒情性与文学性并不矛盾。榜书的书写内容多种多样，亦能充分抒发不同的感情，明代书家张瑞图所书《充塞天地》，正是抒发了磅礴之感。傅山所书《兴怀静远》，则体现旷达自在的感情。祝枝山书《溪山清赏》，字势雄健而笔墨飘逸，运笔洒脱劲秀，表达了清赏溪山的情怀。朱耷所书《山房涉事》和清代瑞麟书《冲虚古观》，运用圆转的线条，抒发的是大智若愚、古雅大度的田园情怀。云南省通海县秀山风景区涌金寺大雄殿内的《佛谷云深》匾额，为许弘勋所题，李叔同《极乐庄严》，两者用恬静凝练线条，抒发的是对于佛教文化万分敬仰之情。

　　形式美与意韵美的强烈统一

　　榜书艺术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作品内容表达的意韵，反之就会弄巧成拙。内容形式之合谐，往往为人忽视，其实至为重要，由于字径大，如以颜真卿书体写岳飞的《满江红》和文天样的《正气歌》，则可使内容强化。如以之去写柳永的《雨霖铃》和李清照的《醉花阴》，其效果必然相悖。

　　泰山经石峪摩崖《金刚经》，是书作的内容和形式美完美结合的妙品之一。包世臣《艺舟双辑》称：“泰山经石峪大字与《瘗鹤铭》相近，而渊穆时或过之。”有“云鹤海鸥之态”。“大字如小字，惟《瘗鹤铭》之如意指挥，经石峪之顿挫安详，斯足当之”。既没有剑拔弩张的彪悍之气，也不含华贵雍容的媚态。如此擘窠大字，凝神而静谧，看似平实却力贯笔底，可以说是集聚楷书工稳、隶书静肃、行草情性、篆籀神韵诸体之长而化为一体。远观此刻经，有如佛家长者体察物情，静观浮沉，风神淡泊而体态详和，颇具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之气格。遥想当年书家采用此书体风格书写佛经，真是神形兼具，妙不可言，可以说刻经形式与书写内容达到了高度和谐。

　　意境与环境的完美结合

　　榜书是实用与审美的统一结合，多应用在梵宇殿楼、厅堂高阁、名山大川、画栋亭榭及至商街店铺等场所，与当地建筑民俗、文学艺术相互融合渗透。其内涵也不断变化，从环境学来看，榜书要满足人心理、审美和伦理等多方面需求。

　　第一，与环境相和谐，符合环境美学要求。其应用有广泛的社会性，其审美重在共性，故其风格应该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审美标准一经确立，便要延伸下去。

　　第二，榜书在与环境融合的同时，其伦理意义要更加确切，表达明确的意境，具备教化作用。中国传统艺术在形态的审美上往往以纲常伦理为准则，要通过环境的构成，渲染一种氛围和意境，能动地陶冶人物性情，从而激起情感波澜，并由情感上升到情理，使人们得到教益。泰山上的摩崖刻石与周边自然景观巧妙搭配，互映生辉，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文化效应和美感。尤其是《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堪称第一，古人选择在经石峪一带刻经布教颇具美学眼光。可以说是巧借自然而浑然天成的上乘佳作。泉水流经石坪，山峪落差形成三米多高瀑布，泉水流经石坪，刻经隐没在长流不息的水幕中，表现佛教万劫不息的精神，增添了刻经的神秘色彩。

　　从刻石与大环境的结合来看，遍布泰山以雄浑刚健风格为主的题刻与泰山的气势互相协调。另一方面，从刻石与局部环境来看，多是缘情题字，触景生情。纵观山路，随着盘道的张弛变化，刻石的内容和形式也产生相应变化，在山路平缓地段，刻有“风月无边”；在崎岖险崖刻有“迥马岭”、“峰回路转”；在水泉处刻有“洗心涤虑”；在万松山刻着“松壑云深”；在绝顶处刻有“擎天捧日”等。这些都体现了一种情景交融的意境，人和山峰乃至自然达到高度的和谐。刻石的内容既有对人生的寄托，也有对自然的感悟，边登山边欣赏，把体力的艰辛都消融在对题刻美的享受中。

　　对于榜书审美的理解是多方面的。抒情性与文学性的有机融合是榜书的灵魂所在；形式美与意韵美的强烈统一是榜书的核心追求；意境与环境的完美结合是榜书的最终升华；三要素相互依存，缺一不可。榜书是走向社会生活，走向人民群众的。虽在它的发展中曾盘桓于市井，服务于商贾，但它毕竟是雅俗共赏的艺术，并不断适应着历史发展和时代变革的要求，把它与现代化材料，如声、光、电结合，将传统与现代融为一炉，使它五彩缤纷，走向美好的未来。

　　（作者就职于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文章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