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的时候，初习白描，画的是花卉。有次临了一张于非闇的牡丹给徐建融先生看，他夸奖我的用笔很见才情，建议练习些人物画的长线条。于是临写周昉的《簪花仕女图》。长线条果然符合心性，我喜用长锋的小狼毫，在熟宣上施施然走笔，心底清明舒畅。勾完整体再描绘细部，发现仕女们头上戴的都是大朵大朵的牡丹。步态从容间，风带舒还卷，簪花举复低，极尽风雅妩媚，这也正是其画名的由来。

　　最符合大唐气象的花就是牡丹了吧，大概因为国力强盛，有一番如日中天的壮年豪情。唐玄宗李隆基的审美最具代表性，他不喜好秀美而倾向壮美，因此饱满的牡丹和丰腴的杨贵妃，都成为他心仪的所爱。沉香亭赏牡丹的盛况不再，而李白醉写的《清平调》依然流传于今：“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至今也是描写牡丹最美的句子了吧。

　　但是我差点忽略了一处著名的牡丹，以至于在编写《国宝在线》丛书的《晋唐古风》册时，都没有记录在案。直到有天闲来细细翻阅那套画册，赫然发现《洛神赋》画卷之上，那洛水河畔灿然开放的簇簇牡丹。曹植写《洛神赋》就在洛阳，文赋背后是他与甄妃的那段令人唏嘘的感情。这些绮靡的文字在百年之后流转于脉脉画卷之上，在顾恺之笔下体迅飞凫、循环超忽；更在千年之后飞动于舞台之上，被大师梅兰芳演绎得风情万种、美轮美奂。而河洛之魂的牡丹，从此定格于画面与舞台之中了。

　　牡丹的渊源还可以往上追溯，其实中华文明的历史就是与花共生的。华夏，即“花夏”也。《山海经》记载，黄帝把洛阳青要山作为“密都”，与花香关联。洛阳作为“天下之中”，地脉最宜养花，而牡丹尤为天下奇。但是牡丹在早先并不入先人法眼，甚至欧阳修有过一段“暴殄天物”的记载，说以前老百姓把牡丹视为野花，与荆棘无异，甚至拿它当柴火烧。我们实用主义的先民，对牡丹的关注是从它的药用价值开始的。神农尝百草，认为牡丹可以“除症结瘀血，安五脏”，才将它列为了“中品”。

　　不能不说文艺对美的推动作用，使得牡丹在后来名扬天下。谢灵运寥寥数字就描绘出牡丹不俗的格调，他写道：“永嘉水际竹间多牡丹”，将牡丹安置于水际、竹间，顿添优雅清淑之气。而有意识地将牡丹形诸画面，可能是从杨子华开始的，《刘宾客嘉话录》有云：“北齐杨子华有画牡丹极分明”。“分明”二字别有一番难以言传的气质，可惜此画不传。王应麟则渲染了各色牡丹的大规模栽培，归功于好玩的隋炀帝：“隋帝辟地二百里为西苑，诏天下进花卉，易州进二十箱牡丹，有赤页红、革呈红、飞来红、袁家红、醉颜红、云红、天外红、颤风娇等。”隋炀帝真是个文艺青年，光这些浓郁的名字，也艳照天下啊。但是他一开始把牡丹由“木芍药”改为“隋朝花”，却并不高明。

　　总有“一生爱好是天然”的有情男女们，在文学家之前就发现了牡丹之美，并早早作为了爱情信物。《诗经·郑风》记载：“淆之外，洵吁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此处芍药很可能就是牡丹，因为古时芍药与牡丹不分，郑樵《通志》中说：“牡丹初无名，依芍药得名，故其初曰木芍药。”且据朱熹考证，此诗写的是“三月上巳之辰”的“郑国之俗”。郑国与周朝王城洛阳相邻，属河洛之地。“三月上巳”正值牡丹盛开，当时的河洛男女互赠牡丹示爱，不啻于今天的九百九十九朵玫瑰吧。

　　而曹植与甄妃、唐玄宗与杨玉环的爱情见证，不也正是牡丹吗？《聊斋》中的香玉和葛巾，也都是牡丹的化身，成就了传奇的姻缘。一句嗔怒“妾忍风雨以待君，君来何迟也”，不觉令人神移。无怪乎黄生曾说：“卿秀外惠中，令人爱而忘死。”也难怪有“牡丹妖艳乱人心，一国如狂不惜金”的说法。比起现在牡丹被称之为“富贵花”，我更爱它或清而淑或娇而妖的形象，亦正亦邪，我见犹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