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2日，“第一次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被确立为新中国文艺发展的指导方针。“人民文艺”作为一种全新的美术观，很快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创作的主流。依靠职业画家的敏锐触觉和早年接受的西方绘画理论，傅抱石巧妙地将传统与时代相衔接，成为新时空语境下的成功范例。

　　具体实践中，傅抱石进行了大量的写生，从1957年出访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开始，仅长时间的驻地写生就有1959年韶山、1960年“23000里旅游写生”、1961年东北、1962年浙江、1963年江西5次写生。这些写生活动大多属于有组织的工作任务，唯独1962年的浙江写生例外。当时傅抱石受病臂折磨，上级让他到浙江修养，并为他大女儿治病。在浙江前后半年时间傅氏游览西湖山水、富春江、新安江两岸风光又与同在杭州文艺界友人广泛交游，创作了大量写生、合作、交谊作品，这些作品多系即兴挥毫，身体虽有恙，但心境轻松沉静，面貌有别于其时的革命现实主义题材，显得清新活泼富有烟火气。

　　傅氏客杭期间的创作主要有两类：一是写生，1964年浙江人美出版了《傅抱石浙江写生画选》，收录《钱塘江》《保俶塔》《西泠暮韵》《城隍山》《新安江印象》等12幅，另外还有《新安江图》横幅一卷，都藏于杭州博物馆。

　　浙江写生册页一套12幅，设色清新淡雅，以往大开大合的构图不为所见，取而代之以自然平正的构图，傅氏特有的“抱石皴”也淡了许多，且多用湿笔以表现雨雾。树木的处理也多用湿笔晕染石绿、草绿这种比较鲜嫩的颜色。《九溪》一幅中傅抱石题跋道“层层叠叠的山，高高低低的树，弯弯曲曲的路，叮叮咚咚的水，此民间咏九溪之句也。余曰前三句较易画，惟水声难”，闲适之情溢于言表。

　　关于傅氏写生之法他曾提出过“游、悟、记、写”的四字步骤。他认为面对复杂的描绘对象应当进行冷静的思考，从而得出“该强调什么，舍弃什么，突出什么”，“笔意相发”就能画出新意和妙境，使得传统的技法在真山真水新风尚新气象中获得新生。傅抱石幼子二石晚年回忆与父亲前往新安江写生，说父亲对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研究至深，对画中一草一木的章法结构都不放过，舟行到一处便停下细细琢磨。又教导他《富春山居图》虽好，但今时的画家更应该用新的方法来画。可见傅氏立足传统却对创新的孜孜以求，正如其座右铭“其命维新”。

　　除了写生，与当时在杭的文艺界名流交游也是傅抱石客杭期间非常重要的日常活动。当时他居住的南山招待所，经常与同住在招待所的时任中国美协主席何香凝、浙江美术学院院长潘天寿见面。三人在一起谈艺论道，兴之所致则合作作画，留下许多佳作，一时成为美谈。这些合作多在1963年元旦前夕完成，适逢节庆，多选择应景之物如梅竹双清一类，唯独一件傅抱石与何香凝合作的《赏雪图》十分特别，傅抱石所绘仕女衣着猩红色斗篷，立于一片白雪之中，画面上部何香凝所绘几束垂柳将留白破开，气韵高昂，别出心裁。

　　傅抱石晚年正值其创作事业的巅峰，奔波于全国各地写生、作报告，日勤不怠，而在杭州的半年是傅氏晚年少有的清净安闲的日子，虽然他仍然勤奋地描摹着西湖山水、富春江畔，但其间的闲适安逸却生发于笔端，跃然于纸上，是他晚年大量写生中鲜见的。也许是江南清丽的景致激发了他传统文人沉溺山林的一面，犹如激情燃烧岁月中的几缕清风。

　　（作者供职于杭州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