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报：您是1959年考入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附中，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俞守仁：1959年夏，我报考了浙江美术学院附中被录取了，当时4个班，140人。不过以后陆续淘汰了几乎一半同学。到毕业前，只剩下两个班了，我在591班。

　　我刚进附中时专业课第一张素描，画石膏几何形体的组合。我对西画的“焦点透视”一窍不通，“近”大“远”也大，专业老师毫不客气，打了“2”分。当时的我心跳脸红，恨不得钻到地下去。本来画画是自由自在、非常快乐的事情，从此，对我来说，画素描变成了心怦怦直跳的“苦差使”。第一次由老师带着在涌金公园里对着湖山画水彩，对“冷暖”、“调子”全不懂。中国画所谓“青山”、“绿水”、“白云”，我倒是不学自通。后来的素描，画一些铝锅、茶壶、脸盆之类，毛病还不太明显，到画石膏头像，什么“海盗”、“伏尔泰”等，出现的毛病就更多了。关键是对西画的“体面”、“结构”等不理解。什么叫“整体观察”，我不懂。已经到了高二上学期，还是没有多少进步，内心的焦急和苦闷可想而知，直到王流秋老师教我们班时，才出现了“转机”。

　　当时莫朴、王流秋、张怀江等几位老前辈、老艺术家进入附中，成为上世纪60年代附中艺术教学上最宝贵的资源和财富。王流秋先生在附中这段时间，全身心投入到艺术教学中。和别的年轻老师不一样，上课时，王老师常与学生一起作画，这样可以让学生了解整个作画过程，增加感性认识。在王老师的认真教学、亲切鼓励下，我们的素描逐渐有了起色。1961年，在画一幅老人头像素描时，我慢慢地懂得了“整体观察”。把眼睛“眯”起来看，在灯光下，对比强烈的部分，黑白效果及大的结构关系就会显露出来，而那些局部观察可以看得很清楚的“细节”变得模糊不清了。我不再不动脑子地画了，而是仔细地研究老人头部的“结构”。近处看，退远看，左边看，右边看，结合旁边放着的头骨，对额头、眼窝、颧骨等关键部位，以“体面结构”观念去分析。我终于“开窍”，懂得了“整体观察”和“结构”的观念。非常吃惊，这幅老人头像，王老师给打了“5”分，这是我第一次得到高分。连班上那些素描高手都投以惊异的目光。这一头像素描，被作为优秀作品留下了。

　　张怀江先生也教过我们，他辅导我们的创作（小构图）。当时我的一幅反映现实生活的小构图被《浙江日报》编辑选中，不过还不够完善。张老师亲自动手帮我修改，但不知什么原因，后来稿子未被采用。张老师瘦瘦的，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说话带有浓浓的浙南口音，总是十分地和气，从未见过他严厉地责备。张怀江老师的许多版画作品，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深邃的境界，手法上吸取民间剪纸等传统艺术。张老师是一位杰出的版画艺术家，改革开放后，又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张老师不幸在1989年去世，我记得好几位同学写过纪念他的文章。

　　马玉如老师担任我们的专业课老师，大约是在高三至高四时，主要是上色彩课，记得当时是进行水粉画半身人像作业。马老师的油画、水彩别具一格，不遵循西画强烈的冷暖色调，似乎倾向于如传统中国画似的“固有色”，却蕴含着丰富的色彩内涵和诗一般的气韵，不过这并不是我那时就能体会得到的。我的色彩感觉，在班上只能保持中等水准。过了约20年，上世纪80年代的附中，重新招生，马老师担任校长。当时我在学院教中国美术史，马老师希望我能为附中学生开些讲座。我答应了，讲中国美术史专题，大约有十次。

　　美术报：当时附中除了素描色彩教学之外，还有哪些课程？

　　俞守仁：附中的中国画教学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当时的老师有周沧米、朱颖人、白凡、张品操、姚有信、朱恒有、许铁铮等，印象中诸涵老师那时教素描。周沧米老师在五九班教学时间较长，还带我们下乡到绍兴东湖农场。周老师主攻人物画，其作品形象生动，笔墨精彩，速写本领也很高。记得当时周老师用石印复制了唐代周昉《纨扇仕女图》的局部，人手一幅，供我们临摹，了解传统人物画的线描功夫以及造型、构图等技巧，然后是从白描人物到工笔设色人物写生。自然，那时不进入学习水墨写意的技法。 （下转第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