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刻印

　　■钱君匋

　　我开始学刻印，还不到20岁。当时我老家屠甸，有两位长者，都是有名的书画家。一位是孙增禄，原名炳荣，号良伯，别署两陂，他的居室名小沧浪馆。祖籍浙江绍兴，自其祖蓝田始从绍兴迁屠甸。父秋圃。三代都是中医外科名手，病家四方求诊，纷至沓来。孙老兼善书画、篆刻、琴棋、诗文等。书学颜平原，晚略受郑板桥影响，人物、山水、花鸟、虫鱼，无不精妙，风格在梁楷、白阳、青藤、石涛之间。印宗浙派，有陈鸿寿风。所作都能自开面目，名驰东南一带。早年曾任上海同文书局缮写工作，其石印本书籍，不少出自他的手笔。晚岁依其甥为生，卒于濮院。

　　另外一位是徐容，原名钟兆熊。徐为母姓，名熊，后改容，字菊庵，亦作橘庵。居室名枰香仙馆，别署殳山外史。浙江桐乡人。善画人物仕女，并及花鸟虫鱼。师法改琦、费丹旭、恽寿平等人，风格清丽脱俗，自成一家。亦擅诗文。曾在上海卖画，声誉鼎盛。晚年侨居海宁硖石蒋氏别下斋，至殁。

　　这两位老先生和我的学习刻印有关，起着最初的推动作用，所以我要把他们的平生比较详细地说一遍。他们都长我十多岁，因为我爱好书画，他们觉得稚子可教，所以欢喜和我做忘年的朋友。我在上海求学，一遇寒暑假回家，总是天天和他们在一起，看他们作画写字，听他们闲谈各种趣闻逸事。我心中把他们作为老师看待。在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中，所受到的教益很多。

　　我在上海艺术师范学校攻读时，国画教学由吕凤子、汪仲山、沙辅卿几位老师担任，他们当然只教山水、人物、花鸟之类。刻印和书法不属于他们所教的范围，他们就不多事，也没有其他老师来教我。我学习刻印，前面已经说过，是由孙徐二老的怂恿并授意下学吴昌硕开始的。当时吴昌硕的声誉名满海内外。我很崇拜他，就买了一部上海有正书局出版的《吴昌硕印谱》来学刻。因为不知道同时要学习书法，大约经过一年的努力，所获不多。其间吕凤子老师曾陪我去拜见过吴昌硕先生。吴昌老和蔼可亲，不以为我年幼而不屑接谈。我跟吕老师进了吴家的门，一上楼便见吴昌老正在聚精会神地挥毫作画，但见老笔纷披，画出一幅蓊郁的葫芦图。待到可以暂时停笔的时候，吴昌老才和我们对坐闲谈。吕老师把我介绍给吴昌老，说我在书画之外，还会刻印。趁吕老师介绍的当儿，我赶紧把所刻的习作拓本递上。吴昌老反复端详了好一阵，才很温和地对我说：“还嫩。”这是他的客气话，其实何止是“嫩”而已！接着他说，要多刻，要不厌其烦地刻。要多写，要每天不间断地长时间地写。要多看，看秦汉的以及明清各大家的印，看的时候要牢记他们的章法、刀法，要分析一个印的各个部分。刻印必须扩大眼界，勤于磨砺。他说得很多，还是吕老师说不要耽误吴老作画的时间，我们才匆匆辞归，经过这一次拜见，我才知道刻印不能单打一，一味闷刻是不成的。我所以刻不好，其原因就在不知道同时要练字读谱。但吴昌硕的印实在难学，他的神髓很难捉摸得到。我有一次和孙徐二老谈到这一点，他们也觉得我的印学吴昌硕没有学好。二老建议我改学赵之谦，试试究竟怎样，因为赵之谦的印，刻的比较工整，容易人手。我学了一阵子，也不见有多大进境。以前吴昌老对我说的话我虽记住了，并想在刻的时候应用进去，但说说容易，做起来却很难。我每天安排一定时间练习篆隶书，研究和比较名人的刻印，但是还不能照着去实践。

　　我平常刻印，一般的印面都在一、二公分自乘之间，较大的印面，从来没有染过指。到了壬午那一年，忽然兴来，竟刻了两方巨印。这两方巨印是为徐老刻的。他新得一青田石的石匣，空着没有什么雕琢，我就在石匣的盖和底上刻巨印，印面约为十公分自乘。“徐容之印”是白文，另一方“菊庵”，是朱文，都受赵之谦的巨印“赵之谦印”、“滂喜斋”、“郑斋”的影响。其实他的这几方印也是从汉官印和汉碑额而来的。后来我刻“著书都为稻粱谋”等巨印，想搞自己的面目，事实上并不容易，仍然脱不了赵氏的影响。我刻巨印的事一传开，求者日众，以后就变成家常便饭，不知刻了多少。记得吴湖帆最先要我为他刻巨印，先后刻了三方：接着是刘海粟，也刻了五六方，还有潘天寿、朱屺瞻等人，他们认为我刻的巨印和刻小印一模一样，手腕有力，笔画自然、浚暮主动、气韵磅礴。但我自己总觉得还不够生辣，不够神完气足。

　　刻印必刻跋，这是每一方印所不可缺少的：一般我都刻上自己的姓名和年月，至多再加个上款，字数不多。刻长跋和刻巨印一样，难度比较高。在壬午那一年，我在刻巨印的同时，也开始刻长跋。我看了赵之谦“餐经养年”的阳文长跋，有《始平公造像》的遗意，手就有点痒起来，便在“冷暖自知”一印的四周一试，刻的是阳文。现在看来，这四面《始平公》式的阳文长跋，不免稚嫩，但是我第一次所刻，颇有敝帚自珍的感情，舍不得磨了它。我想，留作一种纪念，不是很好吗！后刻“钟声送尽流光”和“夜潮秋月相思”两方巨印，都是我自己的句子，是画格的隶书长跋。为了刻这样的长跋，我还写了两篇限定字数的散文，直到现在，我仍很喜爱这两方巨印。另外在巨印“广州三月作书贾”的四面，刻了篆书长跋。这方印先后刻过两方，现只存一方。“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隐隐笙歌处处随”两方巨印，刻的是四面狂草长跋；人们认为这是我初期刻狂草长跋的代表作。以后刻的狂草长跋很多，如75岁刻的“芳草天涯”巨印的四面狂草，79岁刻的“一路滩声奔乱石”、“青山下酒诗千行”两印的四面狂草，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狂草长跋，都比较泼辣精炼。今年我又重温旧梦，用《始平公造像》法在巨印“气象万千入画中”的四周和顶上刻了五面阳文长跋。由于目疾日岌，所刻颇觉棘手，不知刀着何所。在刻印刻跋之中，也曾刻过花卉，60年代刻过“昙花”的印面，发表在当时的《文汇报》上。1974年，刻过朱屺瞻、王季眉画的“梅、兰、竹、菊”的四面画跋，在造像刻跋之外，另立一格。

　　我共刻了两万多方印，包括巨印在内，以及各种书体的长短跋，这只是一种磨砺，距离我所要达到的水平还远。年纪虽已到了人生的末梢，但只要我的双目还能看得见，在放大镜下还想求得寸进，我要刻出比较满意的作品来。我不能辜负我爱上了刻印的这一生。

　　（文章由钱君匋艺术研究馆提供，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