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览俄罗斯美术发展史，我们可大致将它概括为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古代俄罗斯时期，也就是从公元9世纪基辅罗斯形成至17世纪彼得大帝改革前。在这段时间，一方面俄罗斯民间艺术经过东斯拉夫各部落和一些非斯拉夫部落的融和逐渐成型，另一方面随着封建制度的确立，拜占庭文化在罗斯接受基督教后，对俄国社会尤其是上层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第二个阶段是从彼得大帝到叶卡捷琳娜女皇统治的整个18世纪。这是俄国的改革和欧化时期，俄国艺术在意大利和法国古典艺术的影响下迅速发展，开始纳入欧洲文艺的轨道；第三个阶段是19世纪上半叶，这是俄国民族艺术的奠定时期。18世纪中期成立的皇家美术学院，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培养出一批真正的本土画家，他们呼吸本民族的空气，吸收民族文化的养料，具有俄国特色的美术开始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第四个阶段是19世纪中叶以后至20世纪初，即从批判现实主义到含有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因素的各个新流派的出现。这时期的俄国美术，由于走出了象牙之塔，密切关注联系现实，得以在题材、体裁、风格和手法上形成多样性与独创性，使俄国美术突破西方的围城，独立于世界艺坛，并在随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与同时的法国美术并驾齐驱，各领风骚。

　　我曾从俄罗斯的远东到莫斯科、圣彼得堡考察过许多大小美术馆和美术学院，体会颇多。尽管俄罗斯经历了制度的巨变，但一以贯之的美术教学体系似乎没受什么冲击，一切照旧有条不紊，规规矩矩。即便在基本建设方面很少投入，比如列宾美术学院，作为世界著名艺术学府的内涵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褪色。但是从另一面看，僵化的停滞也不是没有，陈列在美术学院走廊橱窗里的作品，总给熟知巡回画派和苏联时期作品有似曾相识之感。凡事有一利就必有一弊。底蕴深厚带出的或许是正反两个方面，正面的是比较完整的参照系统，使承传事业有章可循；反面的则恰恰是因为这个庞大的传统框架，呈现着俄罗斯美术历史上一个又一个高峰，使后来者高山仰止，或多或少收敛起个性，弱化了艺术创造力。如果我们把传统理解成是规则的积累，那么规则的建立恰恰应该是以规则的被打破为代价，所谓不破不立。西方艺术史告诉我们，艺术发展从来都在叛逆中完成，尤其是19世纪末以降，具象、抽象、观念，再到视觉、行为、装置，推陈出新的频率越来越快……这样的发展对俄罗斯似乎仍嫌少些。我曾与俄罗斯一些美术教育家作交流，我提出美术教学的改革问题，他们的回答是“以不变应万变。”

　　如何看待俄国美术，特别是苏联时期的美术教学体系对我国影响的问题。因为，有时我会听到一些议论，认为苏派美术教学体系对中国的美术教育有负面作用。平心而论，我认为，那套体系还是有效地继承了俄国美术教学和创作的传统。在当时强大的政治干预下，客观上仍起到保持西方美术教育传统源远流长的作用。而我国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学习和引进，是有积极意义的。譬如，50年代苏里科夫美术学院的马克西莫夫，曾作为苏联专家来中国举办油画训练班，培养了一代在中国很有影响的油画家。他的作品是典型的“苏派”画风：生活气息浓郁，造型概括，色彩明朗，光线感强。从他那个训练班出来的人，后来都成了中国油画的骨干。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在“真空”的文革中完成了个人美术初期积累的，接受的主要还是苏联影响。可以不夸张地说，在没有顾恺之、范宽、王蒙等中国美术传统的记忆时，满脑子里已经是列宾、苏里科夫，契斯恰柯夫素描体系，三大面、五大调子等术语已朗朗上口了。设想一下，倘若没有俄罗斯美术（包括文学）的影响和熏陶，我们今天也许会存在另一面的迷惘困惑。在艺术领域里，真正意义上的自觉得之于兼收并蓄，从这个意义上说，苏派美术教学体系对我们西画的认识和教学体系建设的完善等方面，帮助是巨大的。

　　不过我也注意到，时至今日，俄国美术教学大纲几十年一贯制。对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美术教育走上轨道后，给美术创作开拓出新的一片天地，俄国美术教育的改变革新，也应该是必需和必然的。

　　（作者为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美术报》副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