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生活
■徐建融
艺术与生活,包括学术(文史哲)与生活,在不同的艺术家、学术专家有不同的认识和态度。艺术包括学术是高尚的精神追求,生活则是平凡的物质追求,包括衣食住行、柴米油盐等等的琐事。这在所有的艺术家、学术专家几乎是共同的认识。但怎样看待艺术、学术与生活的关系,则可大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这里说的“大分”,当然是就两端而言,事实上,两端之间,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不是截然分开的,但即使如此,也还有一个倾向的问题,或更倾向于这一端,或更倾向于那一端。
第一种态度,是把艺术当作生活,原初的艺术家,大概都是这样认识的,所以他们也不叫“艺术家”,最多叫“艺术工作者”。这就是把高尚落实到平凡,把精神落实到物质。从事艺术工作,并不高人一筹,与从事种田、做工、经商没有什么两样,无非是分工的不同而成为艺术家而区别于农民、工人、商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专业与别人不同,“平居则无异于俗人”。这就是钱穆所讲国学的原初概念,也是后来刘绪源从前辈学人身上所看到的两个“秘密”:日常和常识。
我们看敦煌莫高窟的画工,看两宋图画院的画史,王希孟、张择端等等,无不如此。包括徐悲鸿、潘天寿等大师,同样如此。饥来吃饭,渴来喝茶,困来睡觉,同普通人没有什么不同。至于画画,只是他们生活的一种工作方式,分工与普通人不同,作为生活的工作,在性质上与普通人完全一样而且平等。徐悲鸿曾任“中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即后来的“中国美术家协会”,从“美术工作者”到“美术家”,这里有着极大的区别,这说明美术已经不是生活的工作,而是高踞于生活之上的专门的高雅、高级。潘天寿认为:“物质食粮之生产,农民也。精神食粮之生产,文艺工作者也。故从事文艺工作之吾辈,乃一生产精神食粮之老艺丁耳。”也还是把艺术当作工作,而且是生活的工作之意。
于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后来的艺术家便有了第二种态度,这就是把生活当作艺术,把艺术生活化变为生活艺术化。“艺术家”的称谓从此变成荣耀,而“艺术工作者”的称谓从此被认为只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工匠。这就把平凡提升为高尚,把物质提升为精神。从事学术、艺术工作,相比于工人、农民、商人,不再是分工不同、性质一样,而是在不同的分工中有高人一等的性质。因为艺术工作高人一等,所以从事艺术工作的也不再叫“工作者”,而是叫“家”。因为艺术的性质不同于做工、种田、经商,所以,艺术家的生活也要“平居大异于俗人”,与普通人不一样。吃饭,要吃出风雅来,而不只是为了解饥;喝茶,要喝出风雅来,而不只是为了解渴;睡觉,也要睡出风雅来,而不只是为了解困。衣着发式、日常举止,更要与普通人不一样,显出与众不同的风雅。只有这样的生活,才高级、风雅、有文化,而普通人的生活,则低级、世俗、没有文化。
自然,他们的艺术,当然也不同于把艺术当作生活的艺术。试从为什么画?画什么?怎么画?三个问题来比较唐宋画家画和明清文人画,把艺术当作生活和把生活当作艺术的两种艺术之分别,显而易见。且不论莫高窟的画工,试从陶渊明、苏东坡的生活,与老实巴交、淳朴温良的田父野老平淡地相往来邀饮,来比较董其昌、袁子才等的生活,绝去俗人而皆为风雅之辈,或徐渭、八怪等的生活,虽有社会底层不驯的屠沽之辈却是放荡地聚饮。把艺术当作生活和把生活当作艺术的两种生活之分别,亦显而易见。简而言之,把艺术当作生活的艺术家,在生活中根本看不出他是艺术家,而与普通人没有多少不同,而他们所创作的艺术是能为社会大众所共赏的。把生活当作艺术的艺术家,在生活中便可一眼而判别出他是艺术家,与普通人完全不一样,而他所创作的艺术,则为一般的大众所难以欣赏。平凡的艺术,往往出于“服务于崇高的目的”;高雅的艺术,往往出于“服务于闲适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