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秋，应蔡元培先生之邀，两位留欧艺术家林风眠和林文铮联袂南下，共同主持全国艺术教育委员会工作，他们深感国内艺术教育事业萎靡不振，“欲谋全国艺术之普及”，决定在杭州创立一所全国最高艺术学府。翌年春，由蔡元培亲自主持，林风眠任院长、林文铮任教务长的中国第一所艺术高等院校——国立艺专在西湖孤山正式建立。时至今日，已然九十春秋，这所初创时只有百余师生的艺术种子已经成长为一所在校师生数量过万的参天大树，从国立艺专到中国美院，其发展的历程也是当代中国国家发展和民族文化复兴的历史写照，如果说当年的“国立艺专”是立足中国传统迎接西方艺术的洗礼，那么现今的“中国美院”则是从中国的视角解读世界美术的发展。

　　蔡元培、林风眠等美育先贤为国立艺术院的建立倾注了大量心血，以“兼容并包”的教育思想打造融东西方艺术于一炉的艺术殿堂。林风眠举荐自己的同乡林文铮为教务长，林文铮专攻西方艺术史，这在艺术教育中至关重要，同时聘请潘天寿为国画系主教，而主讲西洋绘画的则是留法归来的吴大羽。强大的教师阵容则构筑了学校发展的脊梁，黄宾虹、沙孟海、陆俨少、吴茀之、陆维钊、顾坤伯、陆抑非、诸乐三、李震坚、潘韵、洪世清、方增先等老先生们，则成为了美院发展的精神力量。

　　在国立艺术院创建之初，引领学术的是以林风眠为首的一批留欧的青年艺术家，但他们始终没有摒弃中国艺术精神的合理内核，强调中西艺术的融合与创造性转换，并在后来的艺术岁月中，不断地趋于东方的回归。

　　潘天寿所处的时代，是中西文化颉颃并立的时代，文化观念的碰撞，使传统的艺术观趋于多样性的态势。关于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师造化问题，它与西方写生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要强调传统的写生观和写生方式？有没有可能将中西的写生观互融？如何在具体的创作中实践传统的写生观？诸如此类的问题，是潘天寿及其同时代的画家非常关切的问题。潘天寿对这些问题的回应和思考，不仅奠定了他个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画风转型的基础，也体现了他对中西艺术异同的深刻理解。

　　有趣的是，与潘天寿持有相似观点的黄宾虹于1948年以85岁高龄任教于国立艺专。抛开众人对黄宾虹画技艺理的研究，从他游历四川后画风逐渐转变为“黑密厚重”可知，他其实是在思考光线在画面中的表现问题。黄宾虹的艺术思想与现代派艺术在原理上是一致的，且与印象派艺术在创作方式与思考方法上都具有非常大的同构性，因此可以说黄宾虹既是一位传统国画画家，他的艺术思想又透彻了东西方，其在艺术上的独特创造是一种传统出新的大胆探索与尝试，这使他成为一代画坛巨擘。

　　无论是方增先还是李震坚，画家都自觉地将传统的花鸟、书法笔墨技巧和高度写实的西方手法融入现代人物和现代题材绘画中去，这样既弥补了传统水墨画造型不足的缺陷，又融会了西方素描，把当代人物画推到了和传统花鸟、山水画一致的艺术高度上。

　　新世纪肇始，中国美院提出中国画学复兴的理想，将中国画技艺与理论研究提升到画学的层面上，从理论思想、品第风格、方法技艺、材料掇英、诗词题跋、中西比较等诸方面开展系统研究，溯源玄览，论衡古今，锻造中国画系统研究的高峰。与此同时，学院以传统文人画论为参照，率先提出学者型艺者的理想，创新全球先例的绘画实践类理论研究的博士层次培养。

　　像方增先、吴山明、刘国辉一样的先生国美有不少，他们历本科，度文革，领改革，树高峰，从当年的青年助教，成长为中国画系的一代领军者；从浙中才俊成长为名师大家，标示着某种历练打磨、自我塑造的求索路径。

　　历史的脉络绵延不绝，尤其是中国画，作为一门当代意义的学科，它在中国的历史不长，而作为一种绘画方式，它的历史很长，长的在当下几乎不太敢去判断或评价，但这丝毫无损我们可以对它做片段式的理解与分析，也真是因为它的长绝而生发了独特的艺术魅力：我们都在历史之中，也都在创造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