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天寿先生对诗、书、画、印都有精深的研究和独特的见解，其书法功力深厚。潘先生青年时期因受清季碑学书风的影响，对汉碑《石门颂》、魏碑《二爨》等碑研习较多，由此奠定了他奇肆书风的格局。中年以后，由于结交师友的增多，眼界的开阔，又经过他长期不懈的努力，对明季雄强一路的书风有着精湛的体会，结合自己的个性，写出新境界。自明季以降，雄强书风一直占据着书坛的主流，无论王铎、黄道周、倪元璐、八大山人，还是后来的伊秉绶、邓石如、吴昌硕、沈曾植等，无不如是。潘先生敏锐地把握了这一点，并进行天才的发挥，把书法中的“巧”与“拙”、经验与激情结合得天衣无缝，这就是他的创造。与陆维钊、沙孟海先生一起，交相辉映，在中国美院的学府里形成强大的师资阵容，影响之大，辐射全国乃至国外。

　　潘天寿先生的书法，吸收了历史上许多书家的优点，不拘泥于某一家的形似，而是追求一种体大精深的境界，他中锋用笔，入纸很深，讲求逆势，追求平中带奇的味道，像是从《瘗鹤铭》、《玄秘塔》中来。他的用笔带有很浓的金石味，这与他早期曾师法吴昌硕很有关系。吴昌硕一生写《石鼓》，强悍霸气，对潘先生有一定的影响，潘先生比吴昌硕写得更硬，更有险峻之感。他很讲求安排。讲求安排就是经营位置，包括结体和章法。潘先生在这方面比之其他书法家更有优势，他将黄道周、八大山人的结体巧妙地融进碑中，善于造险，又善于抢险；善于造势，又善于抱势，一些字的造型显得格外生动而又有沉着的气魄，天骨开张而有寻丈之势。在处理章法方面，潘先生善于从大体出发，抓大势，抓整体，富有艺术构思，既清晰，又巧妙，谨严中又富有变化，绰约多姿，充分发挥了他在绘画上的才能。如果说吴昌硕是以书入画的话，那么，潘先生就有点以画入书的味道，此件顾坤伯上款 “流水暗花径，春星带草堂” 行书五言联便是一件以画入书难得的作品。

　　对于当时的浙江美院国画系来说，潘天寿先生犹如一块落地生根的磁石，几十年里总是吸引着众多的国画界有识之士。顾坤伯先生便是其中之一。

　　潘天寿与顾坤伯先生可谓互为师友，顾坤伯先生的长处在于深谙传统中国画又极善写生。他对历代各派钻研颇深，在临摹上下过真功夫，以至于潘天寿曾当众自谦道：“顾先生功力至深，吾所不及。”潘天寿是顾坤伯在上海美专就读时的教师，对这位高材生相当了解。1925年顾坤伯毕业后留校任教，其时潘天寿单身居沪，同时兼任上海美专和新华艺专教授，所以顾坤伯得以继续请教和切磋。1932年顾坤伯创办“奇峰国画函授学校”，曾聘请黄宾虹、潘天寿等当年上海美专的教师和校友当导师。1957年朱金楼为浙江美院延聘教授寻觅到时在苏州的顾坤伯，当征询潘天寿意见时，潘天寿自然十分满意。这次是教师请回自己的学生来当教授，并让其独挡一面。潘天寿一向主张中国画教学应该先临摹后写生，学生打基础要有规矩法度，顾坤伯正合其意。作为教师，顾坤伯工笔写意，浅绛青绿，各种流派全都在行，按传统要求规规矩矩一丝不苟。他的写生能力很强，他给国画系留下了大量的课徒稿和写生稿，至今这些画稿，仍然是每一届山水专业学生必临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