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复戡生于上海，自幼聪慧过人。父亲为其规划了“不从政，不经商”的人生之路，家中聘请了晚清翰林王秉兰做老师，指导他读书写字并研习字画。据朱复戡回忆，其蒙学之初，殊好古代艺术，临书习画，攻读《说文解字》等进步甚快。他5岁时，父亲命其用毛笔蘸清水在青砖上练字，7岁时集石鼓文书大字楹联，笔力犹如成年人。

　　1909年春节前夕，朱义方（朱复戡原名）随父亲到店里买春联，无聊闲逛，看到桌上有纸笔，一时技痒，忘乎所以地爬到画案上，龙飞凤舞地写起来。朱义方写的对联很受欢迎，很多人闻讯要购买七岁神童的字。七岁童子的对联陆续在怡春堂出现，加之店主人的热心推介和精心炒作，引来了越来越多的看客和买家。这也引起了书画泰斗吴昌硕的注意，他专门来怡春堂看朱义方的字。当他看到这个七岁孩子写的石鼓文有的字竟然大如斗时不禁大为惊叹。这时也有人提出质疑，认为这个孩子写石鼓文只是依葫芦画瓢，未必认得。为此，怡春堂特意安排了一场连续三天的“现场表演”，并请来吴昌硕等书画名家到现场作证。朱义方在怡春堂现场书写，每写好一副，便读其文，解其义，无一差池。围观的看客无不啧啧称奇，所写对联现场即抢购一空。从此，吴昌硕与朱义方成为“忘年交”，吴昌硕亲切地称朱为“小畏友”，朱义方则称吴为“吴老”。吴昌硕每每出席各种雅聚或重要的活动，都要带上朱义方。这样的搭档被称为“一老一少”，成为当时上海文化界的一大奇观。

　　朱义方的才名引起了爱才的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校长张美翊的注意，他将朱义方纳入门墙耐心赐教，直到晚年返回故里定居。朱义方保存有张美翊写给他的信近200封，除了一些要他代书所拟贺件外，内容多为指导他读书、为艺和做人。出于悉心栽培这位年幼的爱徒，张美翊带他会见过许多贤达名流，文坛大家。硕彦雅集，给朱义方良好熏陶，使之开阔视野，增长知识。

　　朱复戡从震旦大学毕业，听从张美翊的建议去法国留学。学成归来，张美翊要求他继续重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艺术，并还要用功读书。眼界开阔且奠定了坚实的学养基础，朱复戡后来深为自信地倡扬：“刻印刻什么？学问而已。”朱复戡与刘海粟早年结为挚友，旅法归来后应聘为上海美专教授，讲授金石书画。刘海粟主张贯古通今，融会中外，朱复戡则致力于弘扬民族艺术传统。朱复戡做学问一丝不苟，他的老师既是张美翊，也是称他为“小畏友”的吴昌硕。朱复戡对学生曾讲过一个小故事：吴昌硕晚年写好了字，由40多岁的儿子吴迈代为钤印，但一张字盖章盖坏了，吴昌硕当着客人责打有点年纪的儿子。缶老打的是吴迈，却给朱复戡留下深刻印象：钤印章不能像盖公章一样，随便啪的一下就行，而是要照顾上下左右，要起到调节整幅作品轻重疏密等关系，即要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从那时起，朱复戡对艺术态度就有个信念，差一点都不行！他自己如此，要求学生也是如此。

　　在20世纪上半叶的旧上海滩，朱复戡算得上是位高富帅的风流才子。上海解放后，他成了一名自由职业者。尽管做了很多努力，但他始终没有找到一份正式工作，家庭生活也就失去了起码的经济来源。

　　朱复戡命运的转折发生于1958年。当时，山东筹办大型展览缺乏书画人才，向上海市求援。上海市便将朱复戡派遣过去。当朱复戡怀抱为国效力的志愿到济南不久，国家进入了三年自然灾害阶段，展览筹备活动被迫中止。然而，朱复戡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他抓住这段宝贵时间写诗挥毫，进入了自1949年后的第一个创作高峰。他一生作诗千余首，其中一部分创作于暂居济南期间。1962年8月，朱复戡、于希宁、陈维信三人的国画、篆刻和书法联展应邀前往黑龙江省城哈尔滨举办，受到高度评价和热烈欢迎。展出时间原定15天，结果延长到三个月才结束。朱复戡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作七律《东北展访归来赋寄诸友好》。

　　可惜，这种快意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朱复戡又被改派到泰安。经过一番努力后，他到泰安县政协当了一名驻会委员，终其一生，这一县级政协委员职务没有变化。后来，他当过山东省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委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朱复戡难掩心中喜悦之情，创作了一批颂扬时代的诗词。有了这样难以抑制的创作激情，朱复戡开始构思平生最大的鸿篇巨制。他广泛搜集资料，查阅历代关于泰山刻石的拓本资料，以明朝安国氏165字藏本为母本，依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的刻辞全文，逐字考证，补齐缺失的59个字。又参照岱庙内秦二世刻石残碑形制，按每行12字、22行设计，除去空格、重文，实得223字。通过仔细品读旧拓，反复揣摩残碑神韵，最终进入融会贯通的境界。他一气呵成，用原汁原味的李斯小篆完成了《重建秦始皇泰山刻石》的书丹工程。此碑经刻工勒石，每个字的尺寸，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的距离，都与10字残碑不差分毫。最重要的是此碑形神兼备，古意盎然。后来他又恢复了峄山刻石的原貌，所做的都是前人所未能及之事。

　　朱复戡一生的篆刻作品难以胜数，尚存印拓近两千张。商务印书馆出版《静龛印集》时，朱复戡才25岁，算是一部早期作品。其中有些印尚沿袭明清印风，但也已注目于战国和秦汉遗迹，开始作古玺、拟汉印。《为疁城汪氏刻百钮专集》完成于50岁那年，是一部中年时的力作。1986年亲自审定出版的《朱复戡篆刻》，则以中晚期作品为主，也编入一部分早年之作。马国权在《近代印人传》中对朱复戡的篆刻评价曰：“金文喜作商末周初之体，气势雄劲，凝重浑穆。每以增点填实及加重捺刀之法调节字之重心，或将笔画改正为斜，变直成曲，易方为圆。而挪移偏旁，变正为反，易左右或为上下，亦常用之。非彝铭烂熟胸中，不易为也。而作书之巧于虚实浓淡、收放，妙于长短相间，屈曲绕缭，大阖大开。虽至耄耋之年，仍气吞斗牛，阴刚之气慑人心魄，揆诸历代书法大家，亦不多见。”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甲骨文的发现和一批批青铜器、古玉器的出土，也造就了一批对古文物的辩识、考证和研究具有独特成就的大师，朱复戡即为其中的一位。秦诏版的出土，如果没有朱复戡的卓识鉴别，没有谁能知道此为何物，或许作为废铜扔进了熔炉。朱复戡不仅鉴别力超人，他临写秦诏版罕有能匹敌者。秦二世诏版短缺11字，朱复戡研究后曾为之补缺。朱复戡对青铜四大国宝《毛公鼎》、《 散氏盘》、《虢季子白盘》、《大盂鼎》都作过精深的研究，对古陶文、籀文、砖瓦文、秦汉简牍的研究亦有一家之见。

　　曾经沧海难为水，朱复戡晚年自称“江南布衣”。他在《白头吟》一诗中写道：

　　我本江南一布衣，自幼爱好书画刻。

　　闻之先辈谆谆言，书刻先须通金石。

　　青铜白玉石刻画，穷究深研不忍释。

　　跋履山川访名器，博览精鉴识宝物。

　　详证纹饰辨年代，纵观文字溯甲骨。

　　埋头苦读许慎书，象形会意细咀嚼。

　　九千三百五十三，连首带尾腹巾纳。

　　信手写来大小篆，史籀李斯似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