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艺术中的翻转剧场与异托邦

　　■王志亮（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

　　“参与式艺术，也叫合作式艺术、介入式艺术、对话式艺术。没有什么艺术实践比场所的异托邦更需要实践来检验。”

　　什么是参与式艺术？克莱尔·毕晓普给出了解释：艺术家不再是某一物件的唯一生产者，而是情境的合作者和策划者；有限的、可移动的、可商品化的艺术作品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没有时间起点，不知何时结束的不间断或长期项目；观众从“观看者”或“旁观者”转变为合作者和参与者。

　　那么，近十几年来，当代艺术最为核心的理论争论之一便是围绕参与式艺术而展开。这场论争主要从法国批评家尼古拉斯·博瑞奥德的“关系艺术”（关系美学）出发，讨论艺术家、参与者与公众之间应该建立何种关系，这类关系被大体分为两类：对抗与协商。显然，对抗与协商是两个政治哲学的概念，其底色是尚塔尔·墨菲和尤尔根·哈贝马斯的政治哲学理论的差异。但是，直到目前，我们依然没有办法在两种对立的方案之间做出抉择，相反，这两类关系所依托的空间问题，往往被讨论者所忽略。

　　无论艺术家选择对抗还是协商，参与式艺术在实施的同时改变了特定空间的属性，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空间和自然景观，被转变为翻转剧场和异托邦。翻转剧场是布莱希特戏剧“间离”效果的当代极端形式，它不仅颠倒了观众与表演的关系，而且将社会场所和自然景观都纳入剧场范畴，让整个艺术创作过程都表演化了。至于异托邦，是指另外一类排斥剧场式表演的艺术家，他们在社会的一隅，用艺术的方式进行改造社会的实验，他们实实在在地塑形一个实体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