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牍书法·研究型创作【手记】（9）——

　　简牍研究史

　　■陈振濂

　　《汉书·艺文志》卷三十载：“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其时并无纸张，故当断为竹木简牍。唐大臣崔日知有诗云“孔壁釆遗篆，周韦考绝编”即证必为竹简而编系之，以应“韦编三绝”之意。当时对这批竹简作研究的学者，有孔安国、刘向、刘歆等人。

　　西晋咸宁五年279至太康元年280之间，汲郡人不準盗魏襄王墓得数十车出土汲冢竹书（相对于纸书而言称竹书，即竹简），编成《竹书记年》12篇，记载夏商、西周、春秋晋、战国魏等史事。晋学者荀勖、束皙多年释读整理，共写定七十五篇。原简早亡，赖《竹书纪年》存下文字。此外，南北朝的北周时代，也已有人在居延等地发现汉竹简书，并留下史籍记载。

　　时至北宋徽宗朝，也有人在甘肃等地发现东汉竹简；实物虽皆不存，但依靠黄伯思、赵彦卫等好古之士，分别考证过许多汉代竹木简牍，为简牍史研究流传可谓是续上了一脉香火。

　　清末竹木简牍大发现，是缘于匈牙利人斯坦因、瑞典人斯文·赫定等等的西北探险活动。关于著述，法国人沙畹1913年第一次以斯坦因在新疆甘肃所得991枚汉简编印成书；罗振玉、王国维据此才在翌年1914著成《流沙坠简》。但其实，王国维早在1912年客居日本时，即已著《简牍检署考》，据此当推王国维为中国近代简牍研究之第一人。鲁迅先生认为：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是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这样的评价，王国维以外，无人可以当之。继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后，随着近万支居延汉简面世，迅速引起了马衡、向达、傅振伦、贺昌群、黄文弼、劳斡、郭沫若、陈直和夏鼐等学者注意。劳斡和余逊于此最为着力，成果极其丰厚。建国以后的主导人物，是陈梦家，60年代陈梦家对武威、居延两大汉简系统的整理和考释还有专论，至今仍然是简牍研究家们赖以循行的标准范型。其后陈邦怀、徐苹芳各擅所长；而在台湾的劳斡及陈槃诸先进也成果叠出，成为台岛简牍学界的领袖。同一时代，饶宗颐在香港又以卓越的研究成为简牍学的代表人物。再放眼日本，60年代以森鹿三、尤其是大阪大学的大庭脩后来居上；还有藤枝晃、永田英正、日比野丈夫等等的简牍研究，都足以领一代风气。这样，50—60年代，大陆、港台、日本，汉字文化圈中的简牍研究，足以构成一个含金量极高的研究特别时期。与同时其他领域的走向寂寥低沉相比，简牍学研究却有了一个意外的“逆生长”的发展势头。

　　从70年代初期开始，荆楚湖湘之地大批出土楚简，改变了原来一家独大的西北汉简与秦简的地位，甚至在数量上，湖湘楚简也已呈后来居上之势。《睡虎地》《包山》《郭店》《马王堆》《银雀山》《尹湾》《张家山》《长沙走马楼》《里耶》，每出土一批简牍，必在学术界引起一阵考史证伪的风气。即使70年代同一时期西北的内蒙古、甘肃等地仍然在陆陆续续出土如《敦煌悬泉月令诏条》《居延新简》等等，自然也受关注颇深；但毕竟是面对遍地开花的楚简，又从战国楚地历两汉再到两晋，时间跨度上更大了，对比西北以汉简为限，自然很难独占风光了。不过，西北汉简中在1979年出土了敦煌小方盘城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现汉简1200枚，为非墓葬简牍出土中最多的一批，书法劲美，堪为楷模，远胜于过去我们对简牍粗疏的旧印象，亦是当代西北简牍学界一份可圈可点的好成绩。

　　关于近年来的简牍学术研究，也有如下一份清单可供参酌。

　　在西北这个简牍中心的学术活动有如下一些：

　　1.首届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1991年在兰州举行。

　　2.第二届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11年在兰州举行。

　　3.第三届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16年8月17—18日在兰州举行。

　　4.“居延遗址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13年在酒泉举行。

　　在北京这个文化中心地，也办过学术研讨会：

　　5.“简牍与早期中国”学术研讨会暨第一届出土文献青年学者论坛2012年10月27—28日在北京大学举行。

　　在湖湘楚地的学术活动有一次，是刚刚过去的上一年：

　　6.“纪念走马楼三国吴简发现二十周年长沙简帛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湖南地区出土简牍展”2016年8月27—28日在长沙举行。

　　2017年，则有超大规模的展览和学术研讨会举行：

　　7.“中国简牍学术研讨会”暨“书于竹帛——中国简帛文化展”于2017年9月25—26日在山东省博物馆举行。展览要持续到2018年3月。

　　最有意思的，是在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中、日之间作比较。日本有许多优秀的简牍学研究专家如大庭脩，研究水平自不待言。但我在日本印象最深的，是日本学者并不关注竹简，而是多举木简；竹简几乎没有人去提起——为什么竹简不受待见？后来慢慢弄懂了其中缘由。中国古代战国到两汉魏晋竹简盛行时，日本尚未开化，故尔竹简文化并未传至日本；待到日本派出遣隋使遣唐使开始学习引进中国文化之时，竹简在中国唐代时期早已被纸张之书写所淘汰渐趋消失，但木简的标签功能却仍然在。于是日本自然接受了唐代的纸张与木简而于竹简十分陌生了。又因为开化之初，纸张获取不易，于是木简作书成了日本当时的风气，而竹简反而百不一见了。故尔若开国际学术研讨会，一提“简牍”，中国学者习惯以竹简为主而木牍副之，但日本学者却必以木简为先，而并无竹简的概念。此中的相错而行，正反映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特定时期必定拥有特定内涵的作用力，其中取舍进退之间，深有讲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