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故宫的宁寿宫，现在已成为“石鼓馆”，馆中除了陈列着“石鼓”原石十件之外，还有一块碑刻，这块碑叫《石鼓文音训》。

　　《石鼓文音训》刻于元代至元五年（己卯，1339年）五月。由潘迪整理并书丹，碑额为古文篆书“石鼓文音训”五字，音训为楷书，后记为隶书。碑石两面刻字。音训的内容为《石鼓文》的释文、音义及宋时郑樵、施宿、薛尚功、王厚之数家对石鼓的排序。

　　潘迪是什么人？在《全元文》（卷一五五五）中找到了他的小传：“潘迪，字履道，一字牖民，元城（今属河北）人。历监察御史、国子助教，升国子司业、礼部尚书。以正议大夫、集贤直学士致仕，著有《春秋庸学述解》、《六经发明》、《格物类编》。”

　　潘氏据旧拓本考订石鼓文字，所缺之字，均以○标识。并在跋尾简述了石鼓的流传经过：“右石鼓文十，其辞类风雅，然多磨灭不可辨。世传周宣王猎碣初在陈仓野中，唐郑余庆始迁之凤翔。宋大观中，徙开封。靖康末，金人取之以归于燕。圣朝皇庆癸丑始置大成至圣文宣王庙门之左右。”

　　这里有必要说明一点，金人将石鼓置于燕京后，后不知何时又佚。至元代大德之末（1307年），虞集重新发现石鼓“于泥土草莱之中，洗刷扶植，足十枚之数。”虞氏说：“后助教成均言于时宰，得兵部差大车十乘载之于今国子学大成门内，左右壁下各五枚，为砖坛以承之，又为疎櫺而扃鐍之，使可观而不可近。然三十年来摹拓者多字画比当时以多漫灭者，然移来时已不能入薛尚功《钟鼎款文》所载而多矣。……至正改元（1341年）十一月。”（见虞集《石鼓序略》）至皇庆二年（癸丑，1313）始置文宣王庙门之左右。自这时起，石鼓就一直妥善安置在文宣王庙门之左右，明清两代皆在此处。石鼓安稳地在此度过了600多年。至1933年故宫文物南迁，1951年再回北京，之后便一直存放在故宫。

　　说到文物南迁，不少人会有些担忧，那么大那么重的石鼓是怎么包装的呢？2010年，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郑欣淼在《故宫文物南迁及其意义》中追叙：“故宫人经过反复商量，使用浸湿的高丽纸覆在石鼓面上，用棉花轻捺，使纸张接近石身，干了后就固定在那里，即把石皮上的字紧贴于鼓身上；然后每个石鼓包上两层棉被，棉被外又用麻打成辫子，缠紧棉被；再把石鼓放在厚木板做的大箱子中，箱内用稻草塞严实，箱外包上铁皮条。”为什么要将纸覆盖在石头上？近代著名的金石学家、原故宫博物院的院长、文物南迁的主要参与者马衡在《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写到：“其损字原因，必系北徙之时，修縆大索，长途挽致，遂使石皮脱落，可断言也。自虞集潘迪以后，至于今日，皆在孔庙大成门左右，有大厦盖覆之，有疏棂扄鐍之，保护不可谓不周，然五百年来，又损五十余字，皆分离之石皮，经椎拓而脱落者也。余鉴于此种情状及既往之事实，知保护石皮，为先务之急，乃就存字之处，糊之以纸，纵使石皮脱落，猶可黏合。次乃裹以絮被，缠以枲缏，其外复以木箱函之。今日之南迁，或较胜于当日之北徙也。”正是专家学者的细心呵护，在运输设备不发达的年代，才能保石鼓安然无恙地回到故宫。

　　潘迪为什么要刻这个碑呢？我们接着看潘氏后面的跋文：“（石鼓文）字画高古，非秦汉以下所及，而习篆籀者不可不宗也。迪自为诸生，往来鼓旁每抚玩弗忍去。距今才三十余年，昔之所存者今已磨灭数字。不知后今千百年所存，又何如也？好古者可不为之爱护哉。闲取郑氏樵、施氏宿、薛氏尚功、王氏厚之等数家之说，考订其音训，刻诸石，俾习篆籀者有所稽云。”可见早在元代，像潘迪这样的好古之士，便具传古之心，为了后人努力去保护我国的石刻文字之祖——石鼓文。潘迪整理刊刻的壮举，也赢得了后世学者的尊重。

　　《石鼓文音训》刻成之后，影响极为深远。明清至民国时，习篆者多取《石鼓文音训》通晓其意。有不少《石鼓文》善本中将《石鼓文音训》拓本附装于后。如上海博物馆藏明中期“黄帛不连石花本”（汧殹鼓二行首字未全泐）及故宫博物院藏“黄帛早本”（汧殹鼓第二行“鲤”字上部未损）之后皆附有《石鼓文音训》。亦有将《石鼓文音训》中释文直接写在拓本之上的，如上海图书馆藏“黄帛本”（汧殹鼓第二行“鲤”字上部损及横画）等。近代书画印俱堪称大师的吴昌硕一生最好《石鼓文》，其通临《石鼓文》所见数件，也有将《石鼓文音训》录于临本之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