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戈好聚印谱，有钱即斥购，每苦囊空。黄永玉晚年为寻觅80年前用过的名笔，结交长沙老笔工，并赠以巨作，以求古法毛锥。蒋炳昌书斋名“百兰草堂”。所谓百兰，意为藏乃师白蕉书画近百幅……

　　革戈好聚印谱，有钱即斥购，每苦囊空。1956年秋于东安市场遇宣和印社版《吴昌硕印存》，亟欲购之，奈袋底积存有限，印谱标价又稍高，犹豫不决，几度徘徊不能去怀，乃痛下决心，倾囊购归。其书跋述其购印谱经历，有“迩来穷愁失意，有加无已，此谱见于东安市场，踟蹰匝月，昨与周玉言乔无必二兄重游，乃决意买得，钱囊羞涩，他日艰难，亦宁听之。”书痴窘态，表暴无遗。

　　虞愚早年作书追随于右任，好魏碑书，晚岁自变其体，脱略魏碑轨则，采取疏离之法，笔墨间架放之松之，遂成一半隐一半露自家“虞体”，为学界中之善书者。

　　史树青晚年从中央民族学院宿舍移居魏公村，该屋原为北大某教师所有，后夫妇俩迁居上海，乃转让史丈。原屋主知庶青丈为名学者，又工书法，提出除结一部分现款外，余者以书法作品相抵，予曾于史家新居见该夫妇。迁入新居后，夫人夏玫云未许庶青丈带书进屋，每云“屋是住人的，不是住书的”为由相拒，史丈观书仍至民院宿舍，每以为苦。予访史丈，见面常叹苦经，言家中无书，如何治学云云。

　　高潜子有“中原弱侠”印，以印文含义推测，作者既自承文弱书生，又自认胸中存侠义之气，故有“弱侠”之名。瞿宣颖有印，印文曰“宣明体远识，颖达且沉隽”，印文作两行，顶头两字恰嵌“宣颖”。朱家溍给晚清内务府大臣英绍之子马士良作书，押角闲章“御赐 事君尽敬”，因朱家溍亦为晚清重臣之孙，书作上钤此印，风趣可掬，有意外之趣。陆稚游为吴下陆氏之后，生长于江东，酷爱浙东山水，晚岁定居浙东，乃刻“生长江东爱浙东”，以两东概括其一生行迹，既简单又明了。

　　前人爱惜纸墨，偶出误笔，或于款识注明，或另纸重书，以备装裱时挖补更换。曾见商承祚为欧初作金文诗轴，下笔两字出误，乃另取小纸重书，嘱装裱时补换。装池手工极仔细，挖补处与填入纸块严丝合缝，若不细察，无由发现，殊佩工艺精湛。若置今日，必成大花脸，亳无美感可言。

　　吴让之于书法博专之义自有见解，言学书用心当于精力充沛时，容易奏效，此皆经验之谈。曾见其致某书帖，谈及书法，谓“文采风流之意，有黄庭阁帖、绢本兰亭足矣，下此虽一步不窥，功力到时便足继武唐贤。然日月易逝，成就当限五十岁前。如仆今日病榻光景，则无及矣，夫复何言。此数行虽信手，幸勿视为泛泛也。”此帖末段又见让之自惜翰墨之情，可谓珍重有加。

　　名人好择笔，赵之谦官江西，特致函杭州邵芝岩笔庄求购该庄制作中书君。严复喜长沙笔，致函友人代购该地花文奎出品羊毫笔，其于1901年3月函友人熊季廉，曰“平生用长沙笔匠花文奎所制大小楷羊毫，甚为应手。今自天津南来，乏笔可用，欲得花文奎小楷羊毫三枝，中书羊毫十枝，屏笔、对笔各二枝，不知于湘友中能为致之否？”黄永玉晚年为寻觅80年前用过的名笔，结交长沙老笔工，并赠以巨作，以求古法毛锥。

　　蒋炳昌书斋名“百兰草堂”。所谓百兰，意为藏乃师白蕉书画近百幅。其中有不少为当时求教时白蕉示范之作，并无属款，文革后陆续请其友朋补志题识，或补钤印章。蒋氏于白蕉作品，虽片楮尺幅，珍惜有加。蒋氏博雅多好，书画而外，亦好工艺美术，如古纸、毛笔、竹刻、金石拓片、瓷杂、文玩等均有涉及，且各有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