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徐关系的基础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即在北京画坛受到的压力和艺术观念上的认同。

　　齐白石到北平后艺术上的知己好友，主要是两个人：陈师曾和徐悲鸿。陈师曾与齐白石的交往，在1917至1923年间，短短数年，但他对于齐白石的“衰年变法”，起到了关键的催发作用。徐悲鸿与齐白石的交往，在1928至1953年间，长达25年。不妨说，徐悲鸿是齐白石艺术盛期的好友，从“草庐三请”到推介齐白石的艺术再到生活上的照顾等等，徐悲鸿在齐白石的晚年生活中无不留下可圈可点的印迹。限于篇幅，我们主要谈谈他们在艺术上的相知相惜。

　　徐齐关系的基础

　　我们通常把徐悲鸿和齐白石分别看作20世纪中国画两大类型——中西融合型和传统型画家的代表，他们不仅在对中国画的理解、追求、探索方向以及具体技法等方面均存在很大差异，而且在年龄、身份、性格、知识背景、处事方式等方面也有很大不同，那么他们之间建立起密切联系的基础又是什么呢？

　　吴作人在《追忆徐悲鸿先生》中曾说：“当时他发觉北平艺术学院的国画教学基本上是掌握在保守派的手里，而他素来主张对陈陈相因、泥古不化的所谓‘传统’，要进行改革。他的大胆吸收新的以写生为基础训练的主要教学方向，是不见容于当年画必称‘四王’，学必循《芥子园》的北平艺术学院的。尽管还有少数有新意的画家如陈衡恪、姚茫父等人，但他预见到他在北平是孤掌难鸣的。他在北平住了不到三个月就束装南回了。徐先生在北上之前，……就先向我们说：‘我这次去北平时间不会长的，是去看看，也许不久就回来。’”春季开学，当徐悲鸿又回到中大艺术科的西画课堂上时说：“这次去北平，最大的收获是结识了几位很有艺术才能的画家，他们有坚实的绘画基础，也富有创新的精神，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多才多艺的齐白石先生。”对于自觉担负起复兴中国美术、改良中国画大任的徐悲鸿来说，其“大胆吸收新的以写生为基础训练”的教学方向，在中央大学艺术科初试成功，基本没有遇到什么阻力，这一方面因为他主要负责的是西画组，他的这一教学主张也主要实施于西画组，而写生本就是西画的基础训练之一；一方面因为这是一个新组建的科组，教学上是从头开始，还没形成什么“传统”，谈不上有什么阻力。但在有一定历史和教学传统的、中国最早的国立美术学院里，徐悲鸿要实施自己的教学主张，就没那么容易了，对此徐悲鸿有足够的估计，而且估计得很准确——真的“不久就回来”了。

　　从上述吴作人的回忆可以看出，徐悲鸿对齐白石的激赏主要基于三个方面，即“有坚实的绘画基础”、“富有创新的精神”和“多才多艺”。徐悲鸿所说的“坚实的绘画基础”，应该是指齐白石所具备的一般文人画家没有的写实能力；“富有创新的精神”，应该是指齐白石“衰年变法”之后，独特而个性鲜明的绘画面貌，即“他认为齐白石最突出的表现是在艺术上的独创性”；“多才多艺”，应该是指齐白石的诗书画印、工笔写意、山水花鸟人物等各方面的“全能”。

　　可以说，齐徐关系的基础主要就是基于以上两个方面，即在北京画坛受到的压力和艺术上的认同（主要是徐悲鸿对齐白石的认同）。

　　徐悲鸿与北京画坛的正面接触共有三次。第一次是1917年12月至1919年1月，因结识蔡元培而受聘于北大画法研究会，并以《中国画改良之方法》一文崭露头角，但对于相对传统和保守的北京画坛来说，他这个人微言轻的年青人的这套改良中国画的主张，并没有掀起多大的波澜。第二次是1928年11月至1929年1月末（或2月初），受北平大学校长李石曾之聘，出任当时已是“残局”的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仅3个月，就因“枝节丛生”、“棘手万分”、教学主张无法贯彻而辞职南返。第三次是1946年8月至1953年9月去世，尽管他深知北平画坛的状况并接受了上一次的教训，带来了一大批教员，但还是闹出“三教授罢教”这样激烈的事端。历次的经历表明，徐悲鸿是不见容于传统画家阵容相对强大的北平画坛的。

　　齐白石遭到北京画坛的排斥，是双方面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北京画坛普遍认为齐白石的诗书画印都太过粗野（所谓“如厨夫抹灶”）、没有来历，连带对齐白石的穿戴、做派也看不惯；另一方面，齐白石的性格和处事方式也起了一定作用，他不善交际、寡言语、怕惹事、厌是非，只想关起门来，清清静静地做自己的诗、画自己的画。他的印语“一切画会无能加入”“还家休听鹧鸪啼”和题画句“人骂我我也骂人”，就很生动地体现出他对北京画坛（特别是20年代北京画坛）的疏离态度。

　　徐齐二人虽然都是从艰难困顿的生活环境中走过来的，但是却造就出不同的性格。徐悲鸿因此而有着强烈的改变境遇并有所作为的抱负和固执的性格，欣赏和依恋英雄侠义所带来的心理安慰，不仅在绘画上钟情于古典的英雄侠义精神的表现，而且侠义精神也成为其日常行为的巨大动力，在面对困难时往往意气用事或越挫越勇。齐白石本有直率的性格，但由农民而画家的身份使他屡遭白眼，对此他选择了退避三舍、慎言慎行，尽量让自己远离是非。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懂是非，相反他对是非还相当敏感，这从其《自述》中可以见出——《自述》中涉及最多的除了经历、身世、亲人，就是有恩于他及非议于他的人与事。这样的经历使得齐白石的“报恩”思想要重于同时代的很多画家，所谓“门人知己即恩人”，而他“一生最知己的朋友，就是徐悲鸿先生”，所以对于徐悲鸿，他有这样的“报恩”情感。相识不久寄赠徐悲鸿的《杖藜扶梦访徐熙》，就可以看做齐白石对徐悲鸿的最早报答，所报之事也在长跋中展露无遗，即徐悲鸿对他的看重和尊重，除了三请其出山，还在考试学生时完全依其意见定评成绩，这样的尊重是齐白石从未领受过的。其中“白皮松外暗风吹”一句，最能体现二人当时共同的境遇。徐悲鸿注重风景（或山水）的地域特征，每到一地，遇有机会，就会以有当地特点的景物出题考试。白皮松为北京特有树木，是徐悲鸿考试学生的题目。齐白石巧妙地用这个有地域特点的考题喻指北京画坛，用“暗风吹”喻指徐悲鸿为请他执教所承受的压力，以及二人在北京画坛所受到的排挤。在艺术上，徐悲鸿是勇敢的，齐白石也是勇敢的。齐白石所说的“胆敢独造”四字，也可以概括徐悲鸿的艺术态度。这是二人关系的首要基础。

　　齐白石在《白石老人自述》中仅有两次提到徐悲鸿的名字，一次是在回忆1920年经历时说：“经易蔚儒介绍，我和林琴南交成了朋友。同时我又认识了徐悲鸿、贺履之、朱悟园等人。”——仅仅一笔带过而已；另外一次则是：“我向来反对宗派拘束，曾云：‘逢人耻听说荆关，宗派夸能却汗颜。’也反对死临死摹，又曾说过：‘山外楼台云外峰，匠家千古此雷同’，‘一笑前朝诸巨手，平铺细抹死工夫’。因之，我就常说：‘胸中山气奇天下，删去临摹手一双’。赞同我这见解的人，陈师曾是头一个，其余就算瑞光和尚和徐悲鸿了。”这里齐白石说的主要是他对山水画的看法。虽然他的山水画“布局立意，总是反复构思，不愿落入前人窠臼”，但在他所有题材的画中，山水画受到的非议最多，也最不受美术界和收藏界认可，所以在“五十岁后，懒于多费深思，曾在润格中订明不再为人画山水”，是既无奈又不甘的。

　　（下转第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