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日前，中国美术学院硕士生导师张爱国带领其研究生进行了一场“对书法自古为文人末技的探讨与反思”的专业教学话题讨论。期间，同学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此话题进行了发散性的阐述，现将讨论整理成文字，希望能给人以启发，碰撞出一些火花。艺术不等于数学，艺术分析不能达到也不必追求数学计算的精确性。因此，版面上呈现的内容仅代表其一家之言，欢迎大家参与到讨论中来，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

　　“书法自古为文人末技”在现当代书学理论视域中时常被提起、被讨论，且往往以加强文化修养、多做所谓的“学问”为最终旨归。“文人末技”的思想观念从何而来，又如何与书法艺术产生关联？

　　我们不妨简要梳理这一思想的历史沿革。

　　扬雄（公元前53－18年）善辞赋，在其《法言》中指出作赋为童子雕虫篆刻，恐其不免于劝而壮夫不为。“讽”是扬雄好赋的深层原由，且“好赋”不能作为通往“壮夫”的途径。

　　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或曰：雾縠之组丽。曰：女工之蠹矣。《剑客论》曰：剑可以爱身。曰：狴犴使人多礼乎？（扬雄《法言·吾子》）

　　“诗赋小道，壮夫不为”，孙过庭（646－691年）在《书谱》中转用了扬雄的思想主张，但从前文的语境来看，“君子立身，勿修其本”才是着意表达之处，精于毫翰虽好，沉湎其中却不为提倡。

　　况云积其点画，乃成其字。曾不傍窥尺牍，俯习寸阴；引班超以为辞，援项籍而自满——任笔为体，聚墨成形，心昏拟效之方， 手迷挥运之理，求其妍妙，不亦谬哉！然君子立身，务修其本。扬雄谓：“诗赋小道，壮夫不为”，况复溺思毫厘，沦精翰墨者也。（孙过庭《书谱》）

　　李渔（1611－1680年）《闲情偶寄》中将填词视为文人末技，并强调“吾谓技无大小，贵在能精；才乏纤洪，利于善用”，在“精”与“利于善用”的前提下，消解了末技。扬雄的“壮夫”、孙过庭的“立身”，在李渔看来并非不复存在，而更平添一分苦口婆心后的委曲求全。

　　填词一道，文人之末技也……博弈虽戏具，犹贤于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填词虽小道，不又贤于博弈乎？吾谓技无大小，贵在能精；才乏纤洪，利于善用。能精善用，虽寸长尺短，亦可成名。（李渔《闲情偶寄·结构第一》）

　　简经纶（1888－1950年）在《书法漫谈》中写到“盖字本为文人之末技”，是“书法自古为文人末技”的直接来源或直观体现。“书外求之”与文人挂钩，在扬雄、孙过庭、李渔等的基础上，形成了新语义。

　　盖字本为文人之末技，而书字之本，在能书外求之，乃称上乘。（简经纶《书法漫谈》）

　　所谓的“壮夫不为”、“文人末技”，最初为扬雄的辞赋观所阐明。时代变迁，语义沿革，推导置换而形成了现当代“书法自古为文人末技”的书学理念。

　　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书法自古为文人末技”这一观念？

　　从字面上讲，文化修养与书法艺术本不分家，且暗含了书法从属于文人的微妙关系。在历代书评、书论中，“今不逮古”几成不刊之论；近现代社会结构的改变，冲破了古代中国的知识体系与治学方式。谨从上述分析，古人与其先贤在艺术审美上的差异转换为近当代人与其先贤在艺术审美与文化修养上的双重差异。

　　古人作书，首先是一门技能，犹如当代人能用手机、电脑打字；现存古书迹中，有“文人”书写的不具有审美表达的字与“非文人”书写的饱含艺术价值的字。于此，现当代意义上的书法艺术部分跳脱了文化修养的藩篱，形成了一套有系统、有标准的艺术语言，“末技”的地位得到提升，从而模糊、放宽了书法视域内对文化修养的衡量尺度。文化修养与书法艺术的主观分离，势必会人为加深合理认识书法的复杂程度，造成治学理念的混乱。

　　当代学术建设细分了学科与专业，“限定式”的研究既深化了探讨，又略显局限。对所谓深厚传统资源的忠实，赋予了审美繁荣的假象，内在探索的空洞与对外开拓的无力，各大书法篆刻展的举办加速了审美疲劳，集中了风格诉求；其他艺术门类的视觉语言及理论构建影响了书法艺术的创作观念，新兴社会媒体的介入膨胀了艺术信息，艺术的本体价值与市场的经济价值及身份政治的权威相互渗透——书法艺术的品评标准既逐渐汇总，又日趋多元。面对问题与困惑，“诗赋小道，壮夫不为”等书学理论被赋予了新内涵，由于这些思想主张大都可追溯到文人名下，其结论不言而喻。反观当代书法艺术的发展现状，总体上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动性，冰释困惑的执行力；探索性的艺术观念虽有提出，但依然不成气候。书法也好，艺术也罢，都能被划归到文化的“软实力”名下，美学内涵极易在文化价值面前萎缩坍塌。书法本身及与其相关的宏富遗产滋养了自给自足、阳春白雪的意识形态，文化修养作为退而求其次的廉价标准，获得了最为广泛的呼应、接受与运用。

　　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书家，大都在艺术审美的表达上苦心经营；文化修养对书法艺术的促进作用，只能在“坚信”的前提下成立。一方面，现当代书坛仍部分保持了“书以人贵”的传统；另一方面，以文人本位解读书法审美的根基有所松动，但所谓的手工制作却又在工业化、信息化时代中片面连接了雅玩与情怀。书法艺术得到了广阔的空间以施展拳脚，却不免利用文化修养而过度泛化了审美价值取向，反到陷入了无条件的外部自由；也正因为书法领域内对文化修养的频密重申与强调，连同“末技”之技，外化成桃源仙境，自产自销，修身养性，在小圈子中打转。这些都是难以依靠读书、补课所增长的知识来解决的问题。

　　“书法自古为文人末技”作为判断语句，所下的结论过于局部，加强文化修养的标语化、旗帜化，致使形式主义逐渐泛滥——书法艺术在当代社会中的合理定位仍需进一步审慎探讨。笔者认为，提炼书法艺术的视觉审美特质，反映和再现当下的时代潮流与道德情绪，才有可能为因近现代书法艺术生态环境的骤变而被迫固化的书法前进道路提供主张，开辟思路。

　　（作者夏添，系中国美术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