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大新村，其实可以有两个说法，一是广义的原杭大各个教师宿舍都可以称杭大新村，二是狭义的，专指位于道古桥的杭大教师宿舍。1957年，道古桥宿舍住进了第一批住户，我家从钱塘江边的秦望山麓搬到了这里。当时都还叫浙江师范学院。

　　杭州大学的最后规模，是在浙江师范学院、刚刚建起的杭大，以及外专、党校的一部分陆续加入后形成的。

　　搬入新居，父母添置了几件家具，又史无前例地买了收音机，这收音机的上面还可以放唱片，使得我这个幼儿园的小孩异常兴奋。我第一次听到了梅兰芳的京戏，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但更兴奋的是可以在三层叠加的脚手架上狂奔，玩打仗的游戏。当时13、14、15、16幢还在建造，整个杭大新村是半工地状态。

　　一起玩耍的孩子，也是从六和塔校区搬来的。隔壁是陈干，教育系陈学洵教授的儿子。焦家四兄弟，是浙师院书记焦梦晓的儿子，焦书记是南下干部，但是个文化人，对知识分子极为尊重。吕忆波，是中文系吕漠野先生的儿子。蒋遂，他爸蒋礼鸿先生是古汉语专家，由于父辈是挚友，来往自然更多。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国家更是我家风云突变的时期，我们在只有两间小房间的文三路杭大宿舍住了近五年后，又回到了道古桥杭大新村。父亲恢复了教授职务。6幢2号已经安排化学系周洵均先生家住，我家住14幢2号。附近的朋友、同学可多了。同幢的吕甘棠，爸爸是化学系吕荣山先生，金观源、金观涛，爸爸是化学系金松寿先生。李寅，他妈是物理系梁仙翠先生。张言，他爸是中文系张仲浦先生。王念生，他爸是中文系书记王倚。郁昭愈，他爸是生物系郁永先先生。附近的胡大林，他爸是历史系胡玉堂先生。而陈干，吴游（教育系吴向先生之子），周复来（图书馆周采泉先生之子），王岳洛（物理系王锦光先生之子），王重鸣（教育系王承绪先生之子）等等。那都是经常来往的小兄弟。但女孩子确实来往极少。

　　那时，我们并不详细了解这些大知识分子的学术成果，但进入这些家庭后的所见所闻，就感受到知识的力量和对学习的渴望。整个杭大新村的氛围，简直就是一张文化的大网，学术的大气场，即便是不懂那些专门学问，也被熏染得终身不会改变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即使在处处“以钱为纲”的时代，我也相信，从这里走出去的孩子，他们的价值观有一种对于知识根深蒂固的崇拜与向往。

　　每家每户都有一面“书墙”，这几乎是杭大新村固有的风景，也是先生们埋头苦干的领地，孩子们莫名向往的圣地。

　　我在黎子耀先生家知道了什么是《易经》，在胡玉堂先生家见到了《圣经》，在江希明先生家翻阅了生物图谱，在白正国先生家惊叹他读了那么多德语的数学书！当然看到线装本古籍的机会更多。夏承焘先生读得烂熟的《宋史》，姜亮夫先生从巴黎抄回来的敦煌文献，王驾吾先生加了批注的《墨子》，胡士莹先生拥有的古代话本小说，蒋礼鸿先生熟读的《说文解字》和《广雅疏证》等等，让我觉得文化的博大和震撼。直到今天也会想起来就汗颜无比，前辈们的学问根本无法企及啊！

　　杭大新村的先生们，坐拥书城，做出了一流的学术，构成了他们人生最动人的交响曲。

　　老一辈如此，孩子们也个个爱读书。在那个知识被斥为无用的年代，却有不少图书在杭大新村被流传。听说13幢几个小伙伴在看什么“三部曲”，我赶紧去和他们套近乎，条件当然是一本换一本，一本看完才能获借下一本。就这样，读完了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接着是英国高尔斯华绥的《出租》《骑虎》《有产业的人》，也是三部曲。据说是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还有美国的《珍妮姑娘》，法国的《人间喜剧》等。常常见到书上有“杭州大学图书馆”、“杭大附中图书馆”的模糊印记，而书角翻卷，书页残损。

　　喜欢画画的小朋友胡大林，当时狂热地收集画册，哪怕是图片残页也视如至宝。好几次他以万分激动的表情，给我看他刚“弄”到的几张苏里科夫、列宾和菲钦的画的印刷品，说这是他花了好几件无线电（大约是矿石收音机）零件换来的。而那些天他会埋头在小房间里，赤了个膊一遍一遍地临摹这些名作，还真画得不赖。还有一次他神秘兮兮地拿出几页古代扇面画的印刷品，说这是名画又是代表中国印刷最高水平的。使我艳羡不已，差点想拿东西和他换。没料到过了几天，就有同学送了我几张，原来这是同一套里被拆散的，流落于各人之手。

　　我住的14幢北面是17幢。至今我仍认为花鸟画画得最好的中文系张同光先生就住在这里的一楼。有一次我去看张先生画画，无意中发现他孙女张淑馨拥有莎士比亚全集！于是我动起了脑筋，两本外国短篇小说集借给她作为条件，莎翁集就让我看了。这可是解放前“世界书局”出版的朱生豪译本啊，当时并不知道版本的价值，只记得父亲说过，朱生豪与他是之江大学的同学，还是同桌同室的好友，之江诗社的诗友。这样，读起来又多了一份暖暖的感觉。莎剧跌宕起伏的剧情、幽默犀利的语言，朱先生古典诗词味道的译句，精彩绝伦。虽然当时未能完全欣赏，但已经让我兴味盎然，难以释卷。其实此书还应该有一册“正剧”，但无可追寻。运气的是，张淑馨后来下乡并表示不要此书了；晦气的是，我下乡带着这两本书，被勾庄公社的一位好书之友借去，数月后，竟声称遗失了其中的那本“悲剧”！

　　那个时候能够读到的书确实少得可怜。下乡时，听说大陆公社（我插队的地方，现在属于良渚）翻过一座山，是大观山农场，那里的老知青有一些书。于是我连翻了几次山，也陆续借来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王实味文集》、《莎菲女士日记》等书籍。秘密地、迅速地看完，又很守信用地还回去了。当时翻山还真不觉得累。

　　在枯燥无味的生活里，几个知青也写点诗歌哼几句寻找乐趣。我与同屋知青徐小多一起创作了组诗，里面尽是“愁如门前溪水流”“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之类。小多还为之谱曲。当小提琴奏起这些“靡靡之音”时，我看到那琴宛如一片经霜的红叶，在秋风中飘零。那几天，我和同屋的另一知青黄荔生，还干劲十足地在村里大画毛主席像，在墙上到处写“四个伟大”的标语。相映之下，这是对比多么强烈的图景！

　　去年到阔别几十年的大陆乡，以前一起种田的小伙伴已是村支部书记，他要带我去看一样东西。哦，在一间已经废弃的抽水机房，当年我画的戴八角帽的毛泽东像，竟然还在墙上！斑驳而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