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幅画迹在明代前半期的历史不甚详确，但从16世纪以后，却记载分明。明代最早的跋是由松江知名文人，曾中进土的钱溥写的。文中指出他从友人之请，代抄上揭虞集的跋在这幅画上。钱溥这篇跋的日期为1446年，于此可证赵孟頫这幅画迹，就是在院体和浙派最盛行的时期，仍为世人所欣赏。

　　16世纪，据传1557年，文璧已届88高龄，逝世前两年曾摹写《鹊华秋色图》。这幅摹本似间参己意，据董其昌在文璧画卷上题字，谓后者“拟其（赵孟頫）意，杂以赵令穰”。再者，文壁的画卷是绢本，比赵孟頫的长三分之一。《鹊华秋色图》可能曾为文璧所藏，不过画卷上并无印记可证这种关联。然而画上却有文璧长子文彭（1498-1573）的印章。

　　王世懋（1536-1588）和王世贞（1526-1590）两兄弟是名重一时的鉴赏家。王世懋曾中进士，任高官，工书法，善鉴赏，然其名气反为其兄王世贞所掩盖。王氏可能比第二位收藏家先藏这幅画迹，但王氏兄弟在画上却没有系印。王家与文家同为江南士大夫的名门望族，这两家既互相传看对方的藏画，交情必很深厚。

　　另一位则是人所共知的藏画家项元汴（1525-1590），他和文家大概有很深的交谊，他是最先盖上十多个私印的第一人。在这幅画上，他把大部分的印盖在画面空白处，其他则散布在纸和织锦相接的地方；其用意是要表明这幅画最后一次装裱时仍属其藏品，画卷右下角的“其”字，亦是项氏藏画编号的标记。

　　这幅画之所以成为名迹，董其昌（1555-1636）的激赏也是个主要原因。董氏且在画上题跋，共有五则。

　　第一则书在紧接画面左旁的隔水上，记于1602年除夕之日，自谓1582年在项元汴家首次得见此图。（见图一）

　　余二十年前，见此图于嘉兴项氏，以为文敏一生得意笔，不减伯时《莲社图》。每往来于怀。今年长至日，项晦伯以扁舟访余，携此卷示余。则莲社图已先在案上，互相展视，咄咄叹赏。晦伯曰：不可使延津之剑久判雌雄。遂属余藏之戏鸿阁。其昌记。壬寅除夕。

　　不过，董其昌1605年的跋才是最重要的。（见图二）

　　吴兴此图，兼右丞北苑二家画法。有唐人之致，去其纤。有北宋之雄，去其犷。故曰师法舍短，亦如书家，以肖似古人不能变体为书奴也。万历三十三年　画武昌公廨题，其昌。

　　是则记于范梈跋语后，而两跋同书一纸。从这里可见董其昌对赵孟頫重要性的重视。

　　另一段1629年的跋语显示出他再次得见这幅画迹。由于他在文中提及一个名叫惠生的人，并展示此图给他观赏，所以这个名字可能是指项家中的另一成员。翌年，也是惠生求他把张雨的诗抄在画上，以此为跋。继这首诗跋之后，董其昌另题一跋：弁阳老人，在晚宋时，以博雅名。其《烟云过眼录》，皆在贾秋壑收藏诸珍图名画中鉴定。入胜国初，子昂从之，得见闻唐宋风流，与钱舜举同称耆旧。盖书画学必有师友渊源。湖州一派，真画学所宗也。

　　这位明代鉴赏家虽对这幅画爱之不已，但他除了或曾从惠生处借阅外，似乎从未能把这幅画收为藏品。但无论如何董其昌显然有机会仔细观摩此图，故最深知其历史性的价值。

　　根据其中一些印章考证，此后这幅画大概落在山东胶州的张姓人家中，张若麒许是张家收藏《鹊华秋色图》的第一人。张氏在晚明时曾举进士，当时民变四起，1644年且引致满洲人得以入据中国；张氏亦有参与其事。他或许就是在明清交替的动荡时局中，偶然得获此图。他卒于1655年，在前一段跋还未书成之前。然而张家与这幅画最有关联的是张应甲（号先三）。张应甲定必是张若麒之子，其印记在画上亦可数见。1663年，他对名鉴赏家吴其贞展示此图，吴氏后将此事记下。

　　曹溶（1613-1685）在仕途上的际遇，和张若麒并无大差别。然而在山东并未寄存多久，这幅画很快又落入他人手中。第一个是非常著名的收藏家宋荦（1634-1713），他以鉴赏家的身份在许多画迹上盖了不少印章，故名于世。然而《鹊华秋色图》上却无任何宋荦的印记。

　　明代：其昌激赏

　　日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