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18版）

　　吴昌硕与任伯年的情谊相当深厚。当年吴昌硕从苏州来上海时，曾带了数幅任画的梅竹等花卉回苏州临摹，日后再请其指正。而任对吴深厚的书法功力、独特的金石印风和即兴吟诗的才气亦十分敬佩，他们亦时常研习书法、金石。《海上墨林》第3卷曾记载：“有一天胡公寿对吴昌硕说：‘君的嗜画似乎太迟了。’因为吴习画是在30岁以后。当时任伯年在座，即跟着说：‘胸中有才华，笔底有气韵，迟些又有什么关系？’杨见山也说：‘画不以画出，而造诣在诗文金石，积水厚力，能负大舟，是知参上乘禅的。’”从中可见任对吴才华的服膺，任的书风亦受吴的影响而变得笔力遒劲。吴昌硕亦真诚地称他和任之谊是：“先生在师友之间也，道所在而缘亦随之。” 任伯年先后为吴昌硕共画了7幅肖像。

　　称寿古稀外

　　1912年，吴昌硕正式定居上海，他在这“东南之都会，江海之通津”正式完成了从艺术大师到海派领袖的华丽转身，并由此结交了他晚年的重要朋友王一亭、陈三立、沈曾植、曾熙、李瑞清、诸宗元、商笙伯等人。陈三立是“同光体”诗派的领军，诗作文采斐然，风骨自成，吴昌硕和他诗交甚契，引为知己。他们常诗文酬唱，如吴在《散原赠诗，依韵答之》中倾诉道：“已分江湖老，漂摇失赏音。得诗狂故故，弹泪夜深深。”以“硕学通儒”名震艺坛的沈曾植，被称为“同光体之魁杰”，吴昌硕与他极为投缘，文心相通，常以说艺论诗。吴在《沈乙庵先生赠绝句和之》中曰：“隐侯鱼我乐，濠上比棲迟。称寿古稀外，暴书秋仲时。”当时与吴昌硕共享“海上双璧”之称的王一亭，更是吴晚年的挚友。吴对王书画诗文上多有帮助，王对吴生活艺事上多有照顾，他们时常合作，因而在海上艺坛当时有“王画吴题”之誉。“非佛似佛渊乎春，见心见佛存乎人，观津老人种善根，弗以善小辞艰辛。”（《一亭画寿观津》）

　　被柳亚子称为“先生毕竟是诗人”的诸宗元，是南社诗人的翘楚，多才多艺，诗思超群。尽管他比吴昌硕要小30岁，但吴却对其诗才十分欣赏与推崇，成为吴晚年最亲密的诗友，在《缶庐诗卷》中，吴赠他的诗是最多的，诸为吴作《缶庐先生小传》，这是吴平生第一篇传记，可见其是忘年交知己，诗书画知音。吴昌硕在依韵酬答诸诗中云：“字通古籀耕夫独，诗撼长城作者难。”可见，对诸诗评价之高。虽然当时吴住上海，诸住杭州，但诸时常来上海，总入住北山西路吉庆里吴家，与之说诗论艺。吴到杭州时亦都由诸全程陪同，把手游湖赏景寻诗，为此，吴昌硕在《喜贞壮来沪》中写道：“西湖诗卷齐苏白，琮壁还期手寄来。”

　　吴昌硕还和不少日本书法家、诗人、学者雅兴结谊，留下了不少动人的篇章。如日下部鸣鹤为日本碑学大师，他十分仰慕中国书法，他当年来苏州拜访吴昌硕时，以《游吴杂作七言绝句》相赠：“海上漫传书圣名，云烟落低愧天成。浮槎万里求遗矩，千古东吴有笔精。”吴后以《老梅图》相赠，并赋诗谓：“寥空一鹤翔，归梦躡扶桑。冷衮瑯琊记，闲栖石鼓堂。”后在《题日下部鸣鹤肖像》中又写道：“更忆长髯艾居士，苦吟拈断随翁坐。风尘回首愁煞人，南天东海同游民。”吴昌硕还先后与水野疏梅，桥本关雪、白石六三郎、富冈铁斋、内藤湖南、中村不折及日籍学生河井仙郎、长尾雨山等相赠书画、诗作唱和。当长尾要离开上海时，吴昌硕以《墨梅图》相赠并赋诗曰：“沪渎结邻坐三载，数典谈诗时却步。羡启风格齐晋唐，书法遒劲张钟王。”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晚年的吴昌硕与韩国书法家、诗人闵泳翊的情谊非同一般。据统计，吴昌硕为他刻印达三百多方，创一代篆刻大师为他人刻印的最高记录。当时的上海艺苑，有“海上三丐”之说，书丐为高邕，印丐为吴昌硕，兰丐即是闵泳翊。闵时常邀请吴到他的千寻竹斋吟诗喝酒，挥洒丹青。闵原系朝鲜李氏王朝的禁卫军大将军，因反抗日本入侵而被迫流亡中国，对闵氏亡国漂泊之痛，吴深有同感，引为莫逆之交。1913年，年仅55岁的闵因忧郁病逝于上海时，年届70的吴昌硕哀伤不已，长歌当哭，提笔写下了悼念挚友的长诗《挽兰丐》：“国无可归行列同，想见别时洒清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