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青岛，是康有为长住的地方。又是他晚年栖居的得意之所。1917年他初到青岛，市政当局安排的下榻处，即为原德国总督副官的小楼，精致玲珑，情调清雅；1923年他三游青岛，乃决意购此宅第长居养老，号为“天游园”。1927年又仙逝于此楼。他有《得青岛德旧提督楼，赋示曼宣婿及诸孙》：

　　“截海为塘山作堤，茂林峻岭树如荠。节楼旧日庄严地，今落吾家可隐栖”。表明他是希望在青岛终老的。又他称“青岛之红瓦绿树，青山碧海，为中国第一……恐昔人之仙山楼阁亦比不及、诗文不足形容之”。其喜爱之心溢于言表，不亚于他的广东故乡佛山南海和叱咤风云的北京、上海乃至足迹所至的日本和欧美。

　　今年是康有为诞生160周年，又是戊戌变法120周年。更加之2018年6月9日-10日，中国在青岛举办了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国际峰会，青岛迈向国际城市加快步伐，充分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在此之前的今年2月，以此小楼建成的“康有为故居”也正式向社会公众开放；所有这些记载，都应该是本次《康有为书学国际研讨会》筹备召开的大背景。正值戊戌变法二甲子，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与广东佛山南海区、中山大学联合主办的“纪念康有为诞辰160年暨第七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也于今年在广东召开。几个活动遥相呼应，紧锣密鼓，形成了一个康有为研究的高潮。

　　检诸近年来关于康有为的研讨会，大部分都是从思想史、政治史、学术史着手，如1992年的“戊戌后康有为梁启超与维新派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等。至于康有为书法方面的专题研讨，世纪之交时在他的出生地广东有过几次集中的学术活动。如“康有为书学国际研讨会”（2002广州），还有作为全国书法展览配套的“碑学与康有为书法学术研讨会”（2005南海），均有论文集出版，但其后则多见寂寥了。大约是因为一个话题在一段时间热门之后，易致重复，故尔会有一个相应的冷却期。

　　以此来看今年10月下旬青岛举办的“康有为书学国际研讨会”，至少可以有如下几个学术判断：

　　一、关于康有为在书法中的话题，积累雄厚，至少拥有二十年研讨会形成的研究史脉络。我们以上所举的是以康有为为专题的研讨会，还有其他各种书法史或书学研讨会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康有为相关论文发表；至于个人著述中，这类文章更多。因此，本次青岛的研讨会举办，肯定不是开创之举而是深化之举。据我的判断，关于康有为书学的各个层面甚至各个边边角角的研究选题，能想到的都有了；几乎可以说是一眼见底、尽收囊中。而且学者们已经尽力搜罗材料，竭泽而渔，新出现资料的机率也在逐渐减少。由是，在这康氏160周年诞辰之际再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应该是基于一个学术创新、超越已有、追求卓越的更大目标。它要证明的立场，不是从无到有，而是不断超越推进向纵深发展。

　　二、康有为在近代书论史、书法批评史上有不可取代的祟高地位。本师沙孟海先生说过，在清末民初，民心思变，故尔康有为的崇碑卑帖理论风靡天下。甚至我在日本讲学时，还知道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在当时即被日本迅速翻译过去，因原名太拗太古雅而意义不清晰，日译本遂改名为《六朝书道论》（中村不折、土井灵山译，大正三年1914二松堂出版）。我曾在东京神田町古书店里还买过两种不同版本的二松堂这册书。当然在我看来，这个改名贴切于原书内容但却失去精髓，康氏著此书难道仅仅是论一个断代的六朝书道而已？我以为他的著述根本是要改变书法史的诠释模式，试图颠覆我们对书法史的既有认知，这岂是一个“六朝书道”的断代概念所可囊括？

　　康有为的“走红”恰恰不是因为他的经典永恒、高端大德，凜然不可侵犯；而是他的叛逆：在董赵帖学和唐楷正统已经借助于帝王贵胄、达官显宦、儒雅士子的文化影响力还有科举的制度保障、而占据主流话语权之时，康有为的登高一呼，使穷乡僻壤、农夫村妇的北碑摩崖墓志造像记成为一个原生的、庶民的、鲜活的、肆无忌惮的、而且具有强烈进攻性的书风典范。这样的典范，本来只是限于艺术领域或书写文化之中并与政治无涉；而且从清代中期以降，也早已有阮元、钱泳、包世臣以大量著述等引领在先；论时序，康有为最多是一个晚到的跟随者，大声应和、摇旗呐喊而已。但这位生性高傲张扬、不肯居人之后的畸人，一是语出惊人，耸动天下；其二是毫无顾忌的反叛，竟至于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宣称独独“尊魏”，这也已是十分过分了，竟然还要“卑唐”，存心砸全体读书人唐法习字起家的饭碗，简直是与天下所有士子作对。至于三，他还把书法的尊魏求变，和他的戊戌变法维新连接起来：“书学与治法，势变略同”，是以社会历史和政治规律直拟书法新创之势。这样的用宏观的政治历史观念来观照具体的书法的独特做法，又与他是近代思想界政治界的主流人物、拥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衔接起来，必然产生同样巨大的“共振”效应。这一现象，是自古以来几千年书学界中独一无二的。

　　善于在稳定成熟、习惯于波澜不惊的顺势前行轨道中，制造话题、创造“时尚”，为懈怠庸懒的书学界普遍风气注入一剂强心针，而且令人猝不及防，这是康有为书学在方法论上的一大特征。当然，没有思想家的背景、没有投身于戊戌变法维新的政治社会履历，倘若只是就书法论书法，决计不会有康有为这样十分矛盾的集合体：人人反感又人人信奉。恒定的书法史土壤中委实难以生长出此一类型人物；但若有政治家思想家的经历视野又精通学术，以其观念立场，即使偶尔谈书法，却会有高屋建瓴之视野。比如早他一百年的阮元，也是以历史学家、经学家来谈书法，一顺手就轻轻松松拉出一个《北碑南帖论》《南北书派论》，其锋利其敏锐，着实令人瞠目结舌，这就是历史学家的卓绝手段。但阮元有开创之绩，而康有为更以政治观念和政治影响力直接切入书法，又极内行，所以他更有后来居上之功。

　　康有为在近代书学史上，是一个弥久弥新的主题。目前我们许多针对历史人物个人的学术研究，多呈现为三种不同的思想和学理层次：

　　第一、是关注“有什么” “是什么”。康有为有哪些著作、哪些观点？他的作用与影响有哪一些？基本层面上的材料和常识的介绍推荐，目的在于讲好故事。再就是熟读他的全集年谱，摘出与书法有关的内容，形成一个基本轮廓，整体地告诉大家“我心目中的康有为”是个什么形象？而且做到有理有据令人信服，这是一个比较基础的方法，是现在大多数文章所沿用的方法。

　　第二、是追问“为什么”康有为是怎么成为这样的？他的生涯？他的经历？他的家庭？他的祖先父母兄弟姐妹？他的性格、心理？他的交友？比如他与梁启超，与六君子的关系？与光绪皇帝与袁世凯与张勋的关系？与当时学术圈的微妙关系？甚至他的出身并非京师中原而是广东南蛮偏僻之地对他的影响？他的政界失意避祸日本的活动？这些故事人人会讲，但要能直接挂到康有为的书法书学，书法风格和书学主张，却是一般平铺直叙讲故事的人挂不起来的，而且勉强挂上去也会有牵强附会生搬硬套之弊。目前我们的研究中，许多还没有走到这个层面。比如他的生性讲究排场奢华，与他的生于南粤有无关系？又可能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出身偏僻的自卑与沿海率先开放的受风气之先，是如何作用于他的性格的？又这样的痕迹，在他的传世代表作《广艺舟双楫》中有无体现？字里行间，又有哪些可以证实的语词证据（比如直率的褒贬）和心理、性格证据？又如何来解说这种种关系？再以此类推：他以摩崖体碑学书法自立，又为什么不走他最力倡的北碑最典型的方折斩截一路？与上述我们关于他的生平、游历、性格、政治生涯之间，是并无关连还是可以深入探究思考一下、尝试其间关连的可能性？

　　第三、是我们从中“取什么”这是把学问做通之后的最高境界，纵横无不如意，饶有云卷云舒之慨。以康有为书法风格的实践尤其是他的书学思想作为一个稳定的参照系，去研究晚清整个艺术理论尤其是书学理论的格局，比如在康有为的激切之上，还有同时稍前的刘熙载《艺概》堪称书学大家，但那是另一种平和深刻又不失敏锐锋利的成熟风范，为什么反而会缺少康有为的关注度和影响力？与康有为首先是政治人物的前提条件有没有关系？亦即是说，在当时的书法理论界，学者醇儒的精深、或许明显抗衡不过政治家的家国情怀和大局观？我想起另一个例子是“兰亭论辩”，郭沬若否定兰亭的观点其实有很多漏洞，但他与生俱来的才气、想象力，还有逻辑力量和雄辩，却是对手们站在书法角度论书法者所无法企及的，这就是说，有时候正确的价值观必可决定方法论，也有时候会逆转：方法论反过来制约学术的价值观。康有为的雄辩和锋利还有果断之与刘熙载作对比，本无所谓谁高谁低，但却可以揭示出学术推进在社会文化发展中的一些特殊的、过去我们不太在意的潜在规律。

　　平行的“并世”如此，上接乾嘉的阮元、包世臣，下开民国以降的碑派大佬于右任胡小石肖娴尤其是沙孟海陆维钊，中间还有稍前于康有为的张裕钊、赵之谦这些已入康氏著述评骘范围的一代骄子，和并世的如李瑞清曾熙一辈。同是“碑学”的代表人物，他们在今天我们以康有为为中心的这个研讨会中，又可能扮演什么角色？形成什么组合？可以说明什么问题？

　　如果再扩大，则横向推进到近代思想史、政治史、维新史、文化史；亦即是说，从康有为这个个人出发，我们以它作为聚焦点的设立学术主题，原本就可以拓展出无穷无尽的思想空间，伸延出不计其数的研究内容。故尔我们才断言：它是“弥久弥新”的。

　　是为序。

　　2018年8月8日于湖上西溪千秋万岁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