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与“帖”其实是两种不同的审美倾向，说到底两者皆是书家的师法对象，民国时期的碑帖融合不妨说是书家的眼界日渐开阔，师法对象不再局限于“碑”抑或是“帖”。在信息闭塞又缺乏影印技术的时代，现在司空见惯的经典碑帖都是极为奢侈的物件，习字往往是通过身边善书之人言传身教，很多书手是没有转益多师的条件的。宋代刻帖的兴盛被誉为是书法真迹复制的技术革命，使得布衣百姓有了机会接触长期被少数贵族所把控的书法名帖，开启了一代书风。我觉得晚清民国时期也有一次书法真迹复制的技术革命，便是由西方传来的珂罗版印刷。相较于传拓的金石拓片，珂罗版印刷的书法复制品极大地增加了所谓“碑学”书风的受众。长期烘托的“尊碑”论，再加之当人们有机会接触到北碑的学习资料，书家们自然会乐于临摹加以学习。当碑派书法的发展遭遇高阳同学所阐述的“瓶颈期”问题，人们重回“帖学”范畴的学习也是存在其必然性的。所以这一时期的书家大多经历过两种思潮的洗礼，我认为大范围的碑帖融合现象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当今互联网发达，沟通更为便捷，一个书家的成长过程中会接触到更为繁复庞杂的信息。我们不仅可以将民国时期的碑帖融合作为一种现象研究，更应将其视为一种学习思路，学习前人如何将从不同师法对象吸收到的营养融会贯通，化为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