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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4版:时评

如何正确理解潘天寿

  近日,宁波美术馆送我一套《浙东之光——馆藏甬籍中国画名家提名展作品集》及《浙东之光——潘天寿研究文集》,《美术报》2018年10月27日有“一场有关‘潘天寿学派’的探讨”的报道,我因不能看书,只简略地看了《美术报》的报道,觉得“潘天寿学派”的提法值得商榷。

  一,潘先生不讲派性。他主张“以学术论学术,不失公正态度”,反对入者主之,出者奴之,高筑壁垒,互相攻击,“不涉及门户系统之意识”,说的就是画家的功力、学养、格调及道德品质;

  二,潘先生主张“扬长避短”,“不相同才是艺术”,希望与西方绘画“拉开距离”,凡是吸收都应该改造,即中国化;

  三,潘先生熟悉历史,眼光高,胸怀大,思虑深远,他的精神和绘画,属中国画的“高峰”。中国画是“一以贯之”,是最纯正的中国传统继承、发展和创造的中国气派。

  潘先生以学术论学术,这里只举我亲自接触的几个例子。中国画千姿百派,历史上所谓“派”,有以观念、风格分,有以地域、友朋分等等。最有名的是“南宗”、“北派”。董其昌说北派“非吾曹所当学”,潘先生却赞赏董其昌以戴文进的成就品评其为“国朝画史大家”,“有别于任意谩骂之吴派末流多矣。”在上海博物馆看画展,潘老对着仇英的《雪山行骑图》称赞其功力深厚。1959年浙江博物馆举办的浙江古画展上,潘老说任伯年的《吴缶翁像》是佳作。对旁边罗两峰所作丁敬和金冬心两幅肖像画,更是称赞不止,长时间不肯离去,说古朴厚重、风格遒上,神情呼之欲出,是全展肖像画艺术性最高的作品。山水画上,说浙江自元初赵子昂以来如黄子久、王叔明、吴仲圭都是山水大家,而吴派诸画人只称戴文进为浙派始祖,力加攻击,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一种做法。

  “潘天寿学派”的提法,大概是卢炘先生提出的。在宁波美术馆举办“浙东之光”活动前,他曾来我家,说潘老是“浙东学派”,我说这个说法太小了。过去南宋陈亮、明末黄宗羲等曾称浙东学派,那是中国传统内部的称呼,对潘老决不能这样称。潘老是站在最高峰,以最高的眼光看问题,要求“拉开距离”。在传统内部,潘先生决没有一点派性,纯粹是学术的眼光。即我们古人提出的才、力、胆、识、学和做人的道德。他的理论,可说是最高的、最全面的。潘先生的实践即艺术成就,由于“文革”迫害,过早离世,但也已达到最高峰。虽然他常感叹八大的气概、稚拙,认为自己稚气尚不足;仰慕吴昌顺的雄浑,黄宾虹的用墨,深觉尚需努力精进,以“呈其极”。潘老的“中西两个高峰”、“拉开距离”,这种认识和担当,直至当今画坛,还找不出第二个人。

  潘先生要求的“新”,不是成为“替代”。他也反对“西化”,要求“扬长避短”。“吸收西洋外来的东西,一定要经过自己的消化”,如果把吸收变成替代,“在客观上就取消了中国画的独特风格”,“失去了最基本的独有风格,……最终也不能立足于世界。”

  还有诸如线“要‘变’过才能吸收,因为西洋的线与中国的线毕竟不一样。”“严格地说,‘造型’这个词是外来语,较适合于西洋美术;在中国画里,历来称为‘写形’,从字面上讲,含义就有所不同。”又说中国捉形的方法跟西洋捉形的方法有所不同,等等,都是对中西绘画异同的精僻论述。

  黄宾虹、潘天寿也说过积点成线,那是在当时的情势下说的,是物理学的概念,所以他们又称“笔线”、“骨线”,这其中就包含了工具和标准的两层意思。

  现在的许多中国画,可说忘了潘老的告诫,“以己之短步趋人之长”,几乎难分中、西,既乏“用笔”,又无“空白”,晦暗单薄,装饰乏味,是“世界化”,是中国画高峰的失落,令人担忧!

  潘先生的画,知行合一,有独特的风格。从欣赏的角度看,清、奇、古、拙、大,用笔用墨及结体,一点一画,几乎无懈可击。不同于前人,不同于西方,让人看了,提升精神,振奋境界,在当时直至现在,除了几个人的若干作品,可说无人可及,已经达到最高峰。至于作品的边角处理,气势扩张,较之传统,更有新的创造。

  黄宾虹的五笔、九墨及用水的总结和发展,齐白石熟悉民族生活的雅俗共赏,潘天寿对中国画最高、最全面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提出中西绘画两个高峰,应当保持发扬,与西洋绘画拉开距离的见识,都是值得后人反复研究的。回顾我们几十年的艺术实践,以及当今中国画的渐失特色,应当再次反思。我认为“潘天寿学派”的说法似乎不妥当,就在于缩小或者矮化了潘天寿的思想境界和艺术境界。潘天寿先生是中国气派或中国学派。他一再地说:“中国的绘画有它独特的传统和风格”,“艺术上,中国人自有一套中国人的办法。这个里面有大学问。……对悠久二字,不去摸一下,是不会有体会的。”还有很多,不引用了。

  还有人说潘天寿是文人画,这也是不够的。潘先生说:“凡文人画,往往重文人风趣,而乏功力,即董氏之所谓顿悟禅也。”他眉批黄宾虹《画法要旨》:“先生‘合文人、各家之长,以救偏毗’之主张,甚是。”

  当然,“文人画”与“文人”不完全相同。关于文人,鲁迅先生曾说“文人无行”,即其行为有的不大合乎道德。陈继儒是文人所谓“隐士”,他被人嘲笑:“飞来飞去宰相衙”。董其昌提倡文人画,说仇英的作家画“非吾曹所当学”。这是偏见。我就搞不清为什么有些人老是吹无行的文人,譬如移居美国的张爱玲追踪汉奸、赵孟頫以宋代宗室降元,陆维钊先生说他的书法骨力差一点。宋代的苏黄米蔡,蔡襄代替了蔡京,这些历史上有共识。讲文化不能不讲道德。潘先生说董其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远远不够的,首先必须作一个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人,因为画品和人品是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的。中国传统讲德才兼备,德居才上。


美术报 时评 00004 如何正确理解潘天寿 2018-12-01 8877254 2 2018年12月01日 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