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江与葵的相遇，是命运的礼物，而他十多年画葵，则是假物以自知。王阳明年少时念及“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格竹七日而致疾，最终明了“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许江画葵，苦心孤诣，以我格物，方知葵为何始终朝向东方；以物格我，方知此向阳之花原不在我心以外。许江画葵十余载，为的是自知自识，更是为了画出一代人的生命记忆、一代人的精神图谱。这一切，只因为葵是他的身世，他的心象，他的命运。

　　“咫尺身家分去住，霎时心迹判行藏。”黄景仁诗句中所表达的，是中国人独特的“身”之意识。在中国人的生活世界里，“身”从来不止于肉身，而是饱含着人生况味和存在历史的“身世”。从身之历史性出发，艺术家个体的生命历程与作品意象的生成同时且同构，聚合于葵的形象之上。

　　许江画中的葵，是“东方葵”。葵名东方，不只由于此主题缘起于“东方”的小亚细亚高原，也不只因为它们永远朝向太阳升起的方向。东方葵，有着更加复杂难言的身世。葵的生长始终朝着日出的方向，许江画葵，是要讲述向阳花开的那一代人的故事。那同时也是浴火重生的一代，他们在新中国出生，在文革中长大，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与中国社会一路同行。他们犹如荒原上的老葵，历经革命的狂热和后革命的幻灭，亲历中国历史上最迅疾的思想变革与最剧烈的社会变迁。文革结束，许江这一代人带着文革之痛和历史的迷茫进入大学，进入艺术或思想的场域，这是他们的源头也是他们的机缘，构成了他们历史经验和精神生产之间的内在枢纽。

　　这一代人的成长过程中，有两位写作者在他们心灵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一位是鲁迅，另一位是毛泽东。鲁迅展露了创造者与批判者的纠结，毛泽东则把革命的两面（拯救与破坏、反转与开端）推到极致；鲁迅在黑暗中的独行与斗争、横站的姿态和深沉的勇气，毛泽东浪漫的文人情怀，他所唤起的对人民、对“公”的膜拜，以及彻底的斗争哲学……向阳花开的一代，他们的情怀和心志在此二者之间辗转半生。作为文革后的一批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许江在西潮汹涌的八十年代留学欧洲，他所攫取的思想资源，“一手是存在哲学，一手是后结构主义”；前者从虚无中觅存有，于存在之困境中求得安身立命；后者是思想批判的武器，自我解剖之利刃。因此，他们与上一代的差别分外明显——他们不再憧憬革命浪漫主义式的单向度乌托邦，而是于灰中觅火，从黑暗处寻找光明；不是批判、斗争，而是解构，前者只需立场坚定鲜明，后者却是解除建构（Deconstruction），筑基于思想考古式的系统工程。经历了当代思想的洗礼，这向阳花开的一代人早已明了，重要的是向日葵，而不是太阳。正如查拉斯图特拉对太阳作如是说：“想你必已倦于光明……倘若不有为你所照耀者，你的幸福何有？”

　　日出东方，葵向着太阳生长。他们是在革命／后革命伴生的双重结构中重新生长的一代，这“革命／后革命”悖反着的统一体，既是历史结构，又是心灵结构。带着这一结构，他们经历了理想主义幻灭，从理想走向虚无又从虚无中唤起希望的过程，如同葵在大地上的生死轮回。他们曾经被理想奴役，被阳光灼伤，然而即使在市场主导一切、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里，他们依然拒绝幻灭，拒绝虚无，在沧桑中坚持纯净，在绝望中寻找希望。

　　向阳花开，这是中国历史上独特的一代，这是当代人中独特的一群。他们是如此独特，无论在何时何地，从字里行间，从画面上，从歌声里，我们都可以明确地分别出这代人的气息，辨认出他们的身影。向阳花承载着他们共同的生命经验和精神气质，葵是他们体内最难以消化的部分，是他们的情意结，他们的集体性自我，它承载着他们共同的历史和人间岁月，称之为命运。

　　对于此命运，与许江同年的孙歌说道：“向日葵们，以它们的微不足道组成了跌宕起伏的命运交响曲，在那个时代里演绎出历史的浑厚与坚韧；他们以生命诠释了大时代里个体命运的承担，诠释了荒诞之中的崇高和崇高之中的荒诞。那个时代的沉重，那段历史的坚忍，无法容忍轻佻的歌颂，也同样无法容忍轻佻的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