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真正的、有内涵的、对人有影响的东西，都不在主要的历史陈述中，而是在历史陈述的剩余里。

　　我们在介绍书法作品时，一般会把作品的背景和这件作品与作者之间的关系作说明和解释。作者这个人如何，他的作品就一定是这个样子。但我则是抱着一种怀疑的角度来思考。晚清的刘熙载的《书概》里头提到怀素和张旭的悲喜双用和悲喜双遣。他谈到的就是情绪，内在的感受和书写的关系。他谈张旭的时候是“双用”，这就意味着他的书写和他的喜怒有关系。而怀素则不把这两种情绪带到作品的书写中。

　　我们书写是否存在着情感，作品是否存在一种情感，还是说情感是在书写的某个地方可以被说出来。那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德国的一位音乐美学家汉斯立克也在问同样的问题：音乐是否能够存在情感？我们听音乐，有了情感有了感受，是音乐给我们的，还是我们自己感受到的？我认为，在中国古代的思想里头有一句话很重要，《中庸》提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这个中与和之间的一种关系，也是在谈人的情感。书写一定是“有发”，只是在书写时，在作品的笔墨形质上，从哪里可以看到情绪。这个问题太有意思了。

　　颜真卿《祭侄稿》的最后那二三十个字，我大概花了两三千字的文字来解读讨论，得出的结论是：对于书写的笔墨变化，对于观赏者来说，笔墨表现跟情感的关系是辅助作用，而不是承载。如讲话时，高兴时，肢体的语言来强化所说的内容；若讲比较严肃的问题，肢体也会随之改变。笔墨的这种形式感或者是带给你一种情绪生发的触媒，也是在强化对所阅读到的文字内容之感受。

　　有一个前提就是，书写的是作者自己创作的内容，尤其是草稿这种较日常的书写，才比较有体会。那我们当代大多数人都不是以毛笔作为日常书写的工具，要回归到用毛笔书写、我手写我心的状态，很难。

　　我在此提出一个观念：谈经典，更应该要谈经典的剩余。经典的作品，它是作者书写下来的遗迹，作者留下来的笔墨，它指向着那一个人，指向作者身体的种种动作。但这个遗迹还有很多剩余。很多真正的、有内涵的、对人有影响的东西，都不在主要的历史陈述中，而是在历史陈述的剩余里，必须要重新以一个系统的角度去挖掘，才能够挖掘出，解决我们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的走向的一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