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一闻：大家知道吴昌硕是海派艺坛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的重要不仅是因为他能刻能书能写，同时他还感染了一大批人。吴昌硕的市场之庞大，从若干年后的文物商店、日本人大量购入他这一类风格的作品，就足以证明。我去过很多次日本，也跟当地书界的朋友有交流，即便是当地不太知名的书法家都能拿出几件吴昌硕的作品来，可见吴昌硕遗留下来的作品在日本的量是非常可观的。市场跟创作是相辅相成的，吴昌硕之所以有这么一个市场，最直接的因素是他在艺术上的高度，以书法为例，他最初学习的是邓石如，后又接近了杨沂孙，写得非常像，再后来又学了一点儿吴让之，似乎没碰过赵之谦，40岁上下学石鼓文，但是他始终没有脱离过大篆金文的临写，比如在他35岁所作的一件《篆书司马隃糜七言联》中，就曾发现大篆书体样式。其实，一直到他80岁时都在临摹各类金文。我们反观吴昌硕的艺术水准，跟他一生的勤奋，一生在艺术上的不断进取是有必然关系的。从另一个意义上说，他的后期石鼓文书法是对原始石鼓文的再创造。

　　鲍贤伦：首先，有市场是好事情。在清代，因为有盐商的推动，艺术品市场形成，“扬州八怪”的艺术成果得以体现，“扬州八怪”如果没有市场的推动，是不可能成名的，因为他们本是仕途不顺后另谋出路的奇异硕果。海派亦然，上海开埠后，市场发展，艺术品成为商品，达到了一个空前的机遇。在旧时代，画画写字是修身而不是谋生；在新时代，谋生需另辟蹊径，上海成为首选。一些外地的艺术人才想要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也到上海闯闯码头。市场提供了艺术家们在上海站住脚的机会，这也是上海能聚集众多艺术家的缘由。如吴昌硕首选苏州，但苏州的舞台和支撑都不够，因此他最终选择了上海。

　　对于海派问题，市场应该给予正面、积极的肯定。相比今天的市场，当时的上海市场有着不可比拟之处，再以吴昌硕为例，当时的市场允许他临习石鼓文、金文，临习的作品同样作为商品交易。现在市场上流通的作品，很多就是他的临习作品。吴昌硕曾言：“余学篆好临石鼓，数十载从事于此，一日有一日之境界。”他说每次临习都有不同的“境界”，而市场也认可这个观点。沈曾植的作品亦是如此，作品一会儿是学碑，一会儿学帖，但求字者“门槛踏破”（方言，表示求字若渴），不管他写什么都要，认为都是好的。在海派书法绘画中，很难找到非常差的作品，真金白银“逼迫”着他们，不允许马马虎虎，作品要精、要考究，这是海派文化的又一个特征。

　　反观现在的市场，在多年的空白之后，艺术品市场重新复苏，大家难免会跌跌撞撞。但只要市场正常，对艺术家的创作肯定是有益处的；如果市场再宽容一些，对于艺术家探索性的作品也给予接纳，那对书画家的负面影响会少之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