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着这幅自画像，不由我想起数年前，造访像主杨成寅教授的情景。

　　杨成寅教授家住杭州南山路中国美院教工宿舍。走进宿舍大门，一幢一幢灰白小高楼扑面而来，看上去这片楼区已风尘仆仆、历尽沧桑，至少半个多世纪了。按响他家的门铃，来开门的是一位头发花白、面带笑容、中等身材、体格健壮的老人，他未曾开口先“噢”了一声，紧接着问道：“是包先生吗？”我马上回道：“是，您是杨教授？”他笑着把我迎进大门。我上前握手道：“久仰大名，相见恨晚。”他却回道：“不对，读了你的书，我们已经是相识的朋友了。”他说的书，也许是我春节期间寄赠他的《百美图》了。他这句回话，像一股暖流，流遍了我全身，一语定音，由此我把他看作知音，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

　　杨教授是一位多才多艺、治学严谨、著译等身的学者艺术家。但在日常生活中，却是一位朴实、大大咧咧、不拘小节的人。他的同学、夫人林文霞曾给我讲过他生活中不少笑话。治学严谨与大大咧咧，看似一对矛盾，难以调和，但在《百美图》却不乏其人。一次，我与他聊起他熟悉的中央美院的薛永年教授的诸多笑话，他十分疑惑地问：“薛先生的文章写得如此缜密、逻辑严丝合缝、环环相扣，怎么在生活中会如此马虎呢？”我笑着反问：“您何不拿镜子照照自己。” 他听了大笑：“对，对，对，我也好不了多少。”

　　我请杨教授自画尊容，还希望题写几句话。他笑着答应，并很快画了出来，却迟迟不交卷，催了多次，才寄来了这幅移花接木、词像合一的复印件，也就是他把已作故的王老生前赠他的题词，移到了这幅自画像前。他为什么要如此处理？思之良久，才想出了他的良苦用心。

　　原来他是一位十分尊师重情的人，他曾先后为多位美术师辈（诸如刘开渠、潘天寿、颜文梁、雷圭元等）整理著述，并撰文编书树碑立传。他与王朝闻先生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有书信往返，因分处南北、交通不便，直到90年代才有见面的机会。说起这次会见，杨教授显得有些激动。那是中国文联在北京顺义召开的一次美术理论研讨会，会前听说王老也来了，他约了几位与会友人，一起拜望王老。王老不认识他，因人多嘴杂，没有交谈。研讨会上，主持人介绍与会代表，当介绍到杨成寅时，王老突然从座位上站了出来，向杨教授的座位走来，双手合十作揖，杨老回道：“不敢当，不敢当，不要这样客气，王老请坐，请坐下！” 这就是他与王老的首次会面。读者也许要问：王老为什么要在学术讨论会上，向一位年资地位比他低的晚辈施以如此大礼，并口口声声要向他致敬、向他学习？

　　也许是有感于杨教授长期以来在美术理论编译界，默默无闻地为众多美术工作者译著了上百万字的美术论著，并撰写了许多独辟蹊径的学术论文；也许是不久前，他在与“新潮美术”论者论战中敢为天下先，以大无畏的勇气，率先在报刊上发表《新潮美术论纲》的万字长文有关。难怪5年后，在浙江象山同访当地知名竹雕艺人时，王老要用竹笋壳代笔，为他题赠“音实难知，知更难逢”的词句，以资留念。而杨成寅也十分珍重王老的这件墨宝，珍重王老引他为知音的友情。这也许正是他要把王老的题词与自画像联在一起的原因。

　　细细观摩王老用竹笋壳书写的题字，由于竹壳无笔锋，类似秃笔，书写随意率真，恰似儿童涂鸦，与杨成寅状如山水的素描自画像珠联璧合，十分相配。据我所知，王老用竹壳写字，可能是从延安时期的老战友、中央美院油画系院长、教授罗工柳用竹枝写字中得到启发。杨教授把王老的题字用作他自画像的题词，也可看出他粗中有细，大大咧咧外表下的细心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