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董其昌书画大展给我们这些董其昌的热爱者提供了学习、再认识董氏的机会。笔者近期结合上博展品和《中国绘画全集》，对董其昌的标准书画进行了梳理，逐步从宏观到微观对董氏其人、其事、其书、其画、其书画理论、其成就乃至其对后世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的学习。本文要论述的是有关董氏落款和用印的特点与规律。客观地说，经过认真梳理后，笔者发现，董其昌的落款和钤印并不复杂。

　　落款特点

　　在绘画作品上，只落“玄宰”、“董玄宰”，不落“其昌”、“董其昌”。在历代名迹上的题跋、本人绘画册页的书法对题部分及本人书法作品的落款，只落“其昌”、“董其昌”，不落“玄宰”、“董玄宰”。书法作品落“玄宰”款的特殊情况：1.上海博物馆藏《行书杂书卷》，落款“玄宰”。2.上海博物馆藏《行书节录孙过庭书谱卷》，落款“玄宰书”和“玄宰识”。3.1618/1619年作《书画图册八开》，对题书法部分，落款“玄宰”。4.1627年73岁作《临米芾潇湘图卷》，落款“思翁识”；1636年82岁为其儿子董祖京所作《细琐宋法山水图卷》，落款“思翁”。5.1635年81岁作《行书圆悟佛果禅师法语册》，落款“香光居士”。

　　落款的书法风格变化

　　董其昌不同时期楷书落款变化规律不太明显，而行草书落款的变化规律如下：57岁前在行草书作品中落款时，“昌”字中的两个“日”，上小下大。60岁左右在行草书作品中落款时，“昌”字中的两个“日”，上下基本一样大。63岁后在行草书作品中落款时，“昌”字中的两个“日”，上大下小。

　　用印特点

　　（一）不用印的几种情况

　　早期探索阶段个别作品，既无落款，又无印章。如安徽省博物馆藏《纪游图册》；70岁以前，在历代书画名迹上面题跋，为了显示虔诚，一般只落款，而不钤印。如董其昌对王羲之《行穰帖》，一次题签、一次录释文、三次题跋，皆无钤印。又如，董其昌跋颜真卿《诰身帖》，题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引首，皆未钤印。自书《诰身帖》以及《墓志铭》等官方体裁和功能性作品多数时候不钤印。例如：辽宁省博物馆藏《自书封敕稿本卷》，上海博物馆藏《行书汪虹山墓志铭册》，以及上海博物馆藏《楷书自书现世诰身册》。

　　此外，各个时期创作的部分精品，不钤印。因董其昌名声远播，求其书画者络绎不绝，董本已倦于酬应；再加上有陈继儒这种不分彼此的朋友和众多妻妾儿女对董氏作品“虎视眈眈”，所以，对于自己满意的作品，董其昌故意不钤印，使其处于未完成的状态，这也是不得已的做法。如上海博物馆藏《行书临东坡尺牍册》，该册书于贵重的金粟山藏经纸上，为1612年董氏58岁盛年之作；《画禅室小景图册》，为1618年64岁作，董氏一生研究禅学，寓禅于画，更以“画禅室”作为斋名，此作对于董氏意义自当非凡；《秋兴八景图册》，该设色八景是董其昌66岁创作，色墨交融、已臻妙境，为其一生的巅峰之作；《楷书阴符经府君碑卷》为董其昌70岁所书，写在光洁的镜面笺上，行笔清晰，纤毫毕现，人书俱老矣。

　　辽宁省博物馆藏《行书临褚遂良枯树赋卷》，该卷写在冷金笺上，结体疏朗、气脉贯通，为其72岁所创作书法精品；美国纳尔逊博物馆藏《仿古山水图册十开》，该册创作年代比《秋兴八景图册》稍晚，是玄宰70岁前后作品，风格明快凝练、墨色可餐，是董其昌另外一件不可多得的佳构；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山水图册八开》，为上博大展中董氏创作时间最晚的一个绘画册，创作于1630年，其时76岁。

　　上海博物馆藏《细琐宋法山水图卷》，为董氏1636年82岁绝笔，自然意义非凡。

　　（二）常用印鉴

　　●起首章

　　据笔者统计，董其昌有两个起首章，书法作品用“玄赏斋”，绘画作品用“画禅”。笔者发现，董氏最早使用“玄赏斋”一印始于1603年创作的《行草书罗汉赞等卷》，值得注意的是，此印是与“知制诰日讲官”首尾呼应、配套使用的。

　　董其昌在绘画作品上用“画禅”为起首章，则是从其1596年42岁作《燕吴八景图册》开始的。笔者还发现，1604年董氏50岁所作《仿梅道人山水图轴》和54岁作《嘉树垂荫图轴》也用了该印。吉林省博物馆藏《昼锦堂图书画合卷》是董氏50-55岁作品，该卷绘画部分使用了“画禅”作为起首章（书法部分起首则使用了“玄赏斋”印）。此外，辽宁省博物馆藏《峰峦浑厚图卷》在董氏自跋中也使用了“画禅”作为起首章。

　　“玄赏斋”与“画禅”，前者多用于书法手卷，并且经常与“知制诰日讲官”配套使用；后者不但用于绘画手卷，也经常见于绘画立轴。

　　到目前为止，笔者没有发现董其昌用骑缝章的记录。

　　●依据姓名、字、号而来的印章

　　董其昌50岁以前所用姓名字号印有“董其昌”、“董其昌印”、“董氏玄宰”；50-59岁增加“其昌之印”及“董玄宰”，60-69岁增加“其昌”、“玄宰”、“思白”；69岁开始有“昌”字印，80岁后用“思翁”印。由此可见其用印规律：一开始中规中矩，姓名字号齐全；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自信、随和、亲切，逐步不用姓氏，只用名号章，字数越来越少，基本呈“四三二一”递减状。

　　●依据职务变化所用印章

　　太史氏：1593年前后，董其昌从庶吉士升任翰林院编修，开始使用“太史氏”。上博展品中最早使用“太史氏”一印是自《燕吴八景图册》开始的；最后一次使用该印是76岁所作《裴将军诗卷》。

　　对于“太史氏”一印的使用，海内外部分学者存在很大的误会，误将董其昌1624年（70岁）受天启皇帝指派修史作为使用该印的起点。其实，在明代，翰林院编修本身就肩负着史官的职能，就是说，自董其昌入翰林院不久就可以称为“太史氏”了。

　　也许是很看重这个职位的学术含量吧，董氏一生对此称谓情有独钟，即使后来晋升礼部侍郎和礼部尚书，有了“宗伯学士”和“大宗伯”的头衔，其晚年还是常用这方印。

　　知制诰日讲官：由于在文学和书画方面的突出成就，1594年，董其昌40岁，达到了仕途的第一个高峰。此前，他刚刚获得了“知制诰”一职，这一年，又获封皇长子日讲官。于是，后来就有了“知制诰日讲官”一印。

　　上博展览中最早使用该印的作品是1603年董氏49岁所作《行草书罗汉赞等卷》；最晚一卷则是1617年63岁所作《行书临宋四家书卷》。

　　宗伯学士：自董其昌在1623年获封礼部侍郎开始，其已经得“少宗伯”之礼遇，故从理论上，董氏69岁开始就可以使用“宗伯学士”印了。

　　在上博展品中，我们可以见到董氏70岁书《行书李康义传卷》，其使用的正是“宗伯学士”一印。目前可见最晚使用该印是其81岁所作《行书临阁帖》及《行书项墨林墓志铭卷》。

　　大宗伯印：继1623年获封礼部侍郎得“宗伯学士”衔后，董氏威信如日中天，两年之后，获封南京礼部尚书，正式得“大宗伯"衔。其时，董其昌已经71岁了。作品见上博展品中1625年71岁所作《楷书崔子玉座右铭轴》。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上博展览中有一幅吴湖帆题跋的书法立轴，按照董氏所落年款，辛酉当为1621年，时董氏67岁，并未获封“大宗伯”职务，该作却钤盖了“大宗伯印”。笔者在此不下结论，只是抛砖引玉，供各位智者研究。

　　大宗伯章：1628年74岁作《岚容川色图轴》，钤“大宗伯章”一印。

　　青宫太保：1634年董其昌80岁致仕，获封“太子太保”，自此有“青宫太保”一印。但此次上博展品中未发现钤有此印章的作品。

　　董其昌的官衔印是与姓名字号印配套使用的，除太史氏一印外，钤印时，官衔印在上方，姓名字号印在下方；常与官衔印配套使用的姓名字号印有“董氏玄宰”、“董其昌印”、“董其昌”、“董玄宰”等。

　　董其昌在不同年代的落款和钤印特点是随着心境和职位的变化而变化的；但无论怎么变化，总是有规律可循的。只要我们以认真严谨的态度去研究学习，掌握其中的规律并非难事。

　　我们只有如张葱玉先生所言，像熟悉自己的家人一样去熟悉一位书画家，才可以做到游刃有余，少走弯路。

　　（参考资料：《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特集》《中国绘画全集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