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代大权出生在北京一个革命前辈的家庭。小学时随父母来到宁夏支边。在记者采访时，他曾谈到，“我是喝着宁夏平原上黄河水长大的。童年留给我最多的是艰苦却有趣的岁月和父母整天忙碌的身影。”天资聪慧爱学习的代大权，在知识分子父母的熏陶下，写写画画便成了他与其他孩子的显著区别。由于横加于父母身上的政治问题，代大权少年生活压抑敏感，而绘画让他找到一个自由的天地，让他能逃离现实而沉浸在想像的空间里，那里的一切都可以自己安排驱策。1970年，刚满18岁的代大权从银川一中毕业后，便直接去了宁夏自治区第一建筑公司上班。为实现自己已经渐渐明确的梦想，代大权工作之余每天坚持练习作画。在单位他自告奋勇画黑板报、墙报，那时，代大权对绘画的理解是直白和朦胧的，能在众多青年工友中展示自己绘画的技能，也让他有一种朦胧的价值感。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银川市总工会的沈德志老师，沈老师很欣赏这个来自生产一线的青工，五一或十一等节庆活动会开个证明把他借到市里办各种宣传活动，有时给文艺汇演画速写，有时写一些标语大字。慢慢地，一遇到重大活动或节日，他就会被抽调出去画画。画技也随着沈老师和其他老师的点拨，加上过人的努力与悟性浙增，从此，代大权与绘画结下了不解之缘。

　　1977年，千百万像他一样年轻而又充满理想的青年，迎来了心中的春天。1977年，我怀揣儿时的梦想参加了国家恢复高考后的首次美术专业考试。最终如愿拿到了西安美院的录取通知书，从银川的工人一跃成为了西安美术学院版画专业的一名学生。毕业时作为那一届最出色的学生被当时的西安美院院长刘蒙天表彰留校，20年后又被清华大学作为人才引进，现为清华大学美院教授、全国版画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版画艺委会副主任，为推动我国版画事业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代大权与现在很多艺考青年不一样的是，报考美术学院并不是个人的首秀，而是恢复高考后国家的首秀。1977年恢复高考，他回忆当年，“我们成了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对我个人来说，1977年不是头一次参加艺考。在“文革”中后期，部分艺术院校招收被各地基层推荐出来的所谓工农兵学员，招生也多少要求有一点绘画基础，也象征性地组织了考试，当然最终还是政治第一。录取的工农兵学员水平就有着很大的差距，我也有幸被推荐了几回，但终因各种原因都没走成，所以这类准艺考我并不陌生。考了多次，痴情加自尊心等于韧性，我就是在几次推荐艺考中成熟了自已的韧性，练就一定要上一回正经的美术学院的韧性。那些被成功推荐的工农兵学员肯定是当时的幸远儿，他们从车间、田间、营房中走进艺术的神秘殿堂，碰到的也是历史上最真诚最用心的老师，这些从干校甚至猪圈牛棚死里逃生般的老师回到院校，内心的庆幸与感恩自不待言，真诚的投入可谓空前绝后，恨不得天天就住在教室里辅导学生，所以学生的成才率相当高，当时我要去的那个班，许多年后光大师级的学生就占了一大半。

　　没去成美术学院就等于没机会去当大师，只好又回车间继续一身油渍的钻进车身下干活，好在也就一两年的光景。1977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光亮的节点，学校开始恢复正式招生了，我那时已从黑乎乎的车间调到窗明几净的办公室，成为设备科的技术人员，前途一片光明，但想画画的小心思却一直未断，这之前在车间工作时还承包了全厂的墙报黑板报，也让自已对画画信心满满。中央美院是不敢考了，有些伤心有些胆怯，恰好银川当地几位著名画家都是文革前西安美院的老毕业生，和西安美院来招生的老师竟是当年同窗，我也算是被这些老师一直关照着的未入门的学生。老师们都鼓励我也去试试，好的老师总会替学生看得很远。

　　西安美院当年在宁夏计划公开招收10个学生，所谓计划是因为当时宁夏自治区的霍士廉书记曾在陕西也当过书记，出于为地方培养艺术人才的好心，这位霍书记争取了10个名额，当然考试也是极严肃认真的，只是宁夏的考生水平有限，和陕西考生很难绝对公平地去竞争，所以这10个名额只当是支援老区建设了。那一年的艺考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重大事件，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考生则像填进锅炉的煤石，用自己的青春拖动了历史的前行，我们自己在当时不可能明白在文明与愚昧之间，我们的价值和意义，就我自己而言，画画比当工人更好玩更神气，并没想到艺术的艰苦卓绝一点不比在工厂卖体力轻松。当年整个宁夏地区为了西安美院这10个名额都瞪大了眼晴，考中即可到西安这样的大城市去上正儿八经的大学了，宁夏地方小，能走出去的肯定都不是平常人，因此报名考试的有一两百人。当时全自治区都数不出10个像样的画家，能有一两百青年美术爱好者报名，实在令人称奇。

　　那时也没什么考前班，准备赴考的学生三个一伙，五个一群，四处找科班出身的老师辅导。石膏像紧缺，常常是你刚画两天就又让别人抱走，我和几个备考的好友挤进其中一人的家里，争分夺秒猛画起来。考试那几天几乎没什么印象了，我家中父母因为都是知识分子，正忙着申诉平反落实政策，顾不上多问我的事，知道去考了，也知道考完了，没太当回事，单位又多是工人同事，听着考美院如听天书，只觉得这小子不安心工作，将来还不定混成啥样呢。身边有几个画画的小伙伴倒是都兴致勃勃，张罗着一块去报了名填了表，也挤在一起画了个把月的几何石膏和静物组合，因为没人指导，不敢妄言提高，只要不太陌生，就也算有所准备了。真到了考试那天，好几个人又临时变卦打了退堂鼓。最后没考外地美院的也大多陆陆续续考上当地院校的美术专业，也算科班出身有了文凭和专业学历，许多年后又都成了当地美协或画院的主席院长，顶不济的也挂个副职，挤在主席台上。倒是我们考出去的，在外地也没什么人脉资源，头衔尊称一概省了。

　　当时考试记得考了素描、速写、色彩、创作四门课项。考素描头像时，招生老师陪着宁夏几个老同学径直进了考场，我也是当了老师后才弄明白那叫“非法闯入”！艺考考场相当于执法现场，闲杂人等严禁入内，可宁夏那几位老师应另当别论，他们真心希望这些青年能考上专业的美术院校，改变宁夏美术人才匮乏，发展无望的现实。其中一位老师从我身边装做漫不经心的走过，看了眼我的试卷画面后，马上不再淡定，趁我抬头时狠狠瞪了我一眼，我当时画得是有些蒙圈了，有些不知好歹了，小细节处处绽放，大关系一塌糊涂，但老师又不能立刻指导，便踱到不远处，很随意的将一张纸对折了一下又打开，我犹如醍醐灌顶灵光乍现，马上明白了那张无辜的折来折去的纸实际是大块面大关系呀！剩下那点时间赶紧抓大放小，调整大关系和整体感。事情已过去这么多年，对老师们的感谢不敢一句有虚，我愿意相信老师折纸不是故意，我的猛醒应该算有心。

　　文化课记得标准不高，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年代，中学学习都不太系统，学工学农学军，每学期不是工厂就是农村或部队等广阔天地，就是没认真学些该学的课业，国家实事求是，也真没难为大家，我都不记得文化课有什么头痛的题目，稀里糊涂就交了卷，只敢肯定错别字不是一般的多，难为那些打分的老师了！因为是定点投放给宁夏10个名额，在西安美院阅卷评分上应该有着不小的倾斜，要认真起来，以当时宁夏的美术底蕴真走不了几个。好像过了足有一两个月，我刚坐进办公室，就看到桌上一封标识着西安美院的牛皮纸信封在冲着我“笑”，矮子里头拔高个，宁夏这10个倾斜生终于有了我的名字。我可以去西安美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