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期，在南京博物院展出的“风神超逸：明代晚期书法作品展”，以万历元年（1573）和崇祯末年（1644）为前后界限，展出数十件南京博物院藏明代书法作品，展现明代后期书法的发展状况、艺术成就和多元并存的书坛生态。而上海博物馆举办的历时三个月的“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刚刚落下帷幕。在2019年年初，我们迎面感受到来自晚明的“风”。

　　晚明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阶段，人才辈出、多个学派兴起，嘉靖以后，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进入了重要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程朱理学逐渐衰微并异化，陆王心学继续发展，禅宗思想盛行。从哲学到文学艺术都表现出空前的解放思潮，出现了一批重个性、重创新、重主体情感抒发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在文学领域，出现了“公安三袁”（即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他们主张“性灵说”，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风气；在书法领域，则出现了充满变革精神的浪漫主义书风，以徐渭和董其昌最具代表性。此外，还有与董其昌并称“晚明四家”的邢侗、米万钟和张瑞图，“云间书家”莫是龙、陈继儒，篆隶书家赵宦光、宋珏，女性书家邢慈静，明末“三株树”——黄道周、王铎和倪元璐，以及遗民书家傅山等人，共同铸就了浪漫多元的晚明书风。这使得明代前期所崇尚的程朱理学以及前后七子所倡导的拟古主义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这些个性变革书家的最大贡献，在于将从前书于案头卷册的行草书扩展到了高堂大轴的巨幅大字，在形式上丰富了行草书的表现形式，也建立了新的审美样式。这场个性变革书风的产生，客观上固然有社会政治经济、审美思想，甚至是居室结构变化的影响，但更主要的仍要归结于书家的创造力。他们立足传统，上溯晋、唐、宋代，在张扬自身个性的同时，确立了以拙朴、厚重、宏大、古雅、遒媚为标准的书法审美观，这几项审美追求构筑起了完整的晚明个性变革书风。客观来说，作品尺幅的扩大，必然会造成单字笔法精细变化的削弱，但另一方面，结字、章法、用墨等变化则比之卷轴小字更为强烈而鲜明，从而增加了作品的视觉表现力。从开路先锋徐渭，到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的奇兵突起，再到殿军王铎，这支庞大的个性书家队伍通过实践为后人提供了一条深入古人而又能独立门户的学习道路，其中当属王铎的功劳最大。

　　晚明浪漫主义变革书风在清代初期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但却与清代中后期同样重视个性、反对传统帖学束缚的碑学崛起、兴盛遥相呼应，到了近现代及当代，这场变革书风的影响仍在延续，成为诸多书家在创作实践中效仿、借鉴的楷模。

　　本期专题，我们从“明清调”书风和“性灵说”对晚明书法的影响出发，从多个角度感受这场变革带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