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索“明清调”书风形成原因之前，我们先对“自由性书写”与“规定性书写”这组概念进行阐释。从书法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在钟张二王法度未确立之前的简帛书，书写随性，风格多样，可视为自由性书写；魏碑虽然已受到一定程度的法度制约但仍属于自由性书写；唐楷则是规定性书写。从书写群体的角度来看，文人书法一般属于规定性书写，民间书法大多是自由性书写：米芾“集古字”，笔笔有来历，笔笔有根据，可以视为文人书法规定性书写的典范；而民间书家由于不受法度约束，作品往往呈现出一种自由性书写的状态，撇开了汉字点画与结构的技法约束，随意而行，心性流淌。

　　“自由性书写”与“规定性书写”的现象在书法史上虽然一直存在，但这组概念与明末清初的书风密切相关。明末清初的行草书洒脱奔放、结构夸张，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书家的真性情。书法由法度确立之前的无意识自由书写，到唐宋时期的规定性书写，发展到明末清初，已经是一种有意识的自由性书写状态了。

　　通过比较我们发现，明末清初的书法虽然也在坚守传统的笔法与结构，但与宋元时期的书风已有较大的差异，这种风格绝不是一个人或一个时期突然创造出来的，其生成与时代背景、技法传承，以及与其他门类艺术的碰撞有着较大的关联。下面，我们对这一差异现象形成的原因进一步分析：

　　首先，是明代早期“狂草”书风的延续。历史上“狂草”概念最早出现于唐代，代表人物有张旭、怀素等。明初的狂草书，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解缙，另一个是张弼。解缙是明朝第一才子，内阁首辅，《永乐大典》的总纂修，其草书“草奏飞书，倚马可待”，可见其书写时颠狂的状态。另一位狂草书家张弼在当时名播四海，董其昌云：“东海在当时以气节重，其书学醉素，名动四夷。”由此可见，狂草已成为明初许多书家的主要表现对象。明中期祝枝山草书“点画狼藉”，后人言其草书“时有败笔”，我认为败笔不能因为一笔侧锋或者形态有违于汉字规定点画就认定为败笔，这个观念是错的。狂草是笔墨在心性流淌中的一种协调，唯不协调者是败笔。所以在书写时要看整体，像祝枝山、徐渭等书家的草书则不能以一种标准去衡量。明代早期出现的狂草现象可以说是“明清调”书风形成的先声。虽然明中期，如沈周、文征明等人延续宋人黄庭坚的模式进行创作，对明代的狂草书风进行了暂时性的回拔，但晚明“明清调”书风的爆发不可避免。

　　其次，受大写意花鸟画的影响。俞剑华先生认为中国大写意花鸟画始于明代宫廷画家林良，虽然其在画禽鸟时用笔的概括性很强，但这只是大写意花鸟画特征中的一方面。大写意花鸟画最根本的特性是笔墨的律动，而律动在书法中最明显，笔笔连贯，就能让线条与心性合而为一。从这一特性上讲，将大写意画的产生时期放到明末清初更为合适。徐渭是晚明书坛杰出的草书大家。其草书跳腾驰纵，以狼藉的点和线打散草书的间架结构，不仅削弱了汉字的可识性，突出了用笔的性情和气势，极大地拓展了书法的笔墨意象空间，形成了似书非书，似画非画的笔墨境界。徐渭有“晋时顾、陆辈笔精匀圆劲净，本古篆书字象形意。其后张僧繇、阎立本、吴道子、李伯时即稍变，犹知宗之。迨草书盛行，乃始有写意画，又一变也”之说，说明明代写意画始于草书的盛行。绘画与书法的影响应该是双向的，不仅是明代狂草书风促进了大写意花鸟画的诞生，明代大写意绘画也推动了“明清调”书风的自由性书写的发展。从唐代的书家与画家分工，至元代书画基本集于一家，而到了明代的书画互通，才真正使得自由性书写成为可能。

　　另外，受创作环境的影响。据薛龙春先生研究发现，明末清初的书法创作进入了公众视野。观者如云，呼喊不断，激发了书写者的心情。这种状态与“明窗净几，笔墨精良”的书斋式创作明显不同。

　　综上所述，“明清调”书风的形成，与明代早期“狂草”书风的探索、大写意花鸟画的产生和创作环境的改变等因素密不可分。明代早期“狂草”书风的兴盛为其进一步探索有意识的自由性书写提供了时代范式，大写意花鸟画艺术形式的碰撞融合为其注入了新的笔墨活力，创作环境的改变为书家营造了创作的激情，正由于这些因素的共同推动，才使得“明清调”书法进入了有意识自由性书写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