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眉孙、方雪鸪和王挺琦，这三位先生是柳新生先生艺术道路上的启蒙老师和引路人，也是柳老艺术人生的源头。在柳老敬仰怀念三位恩师的情境之中，让笔者体会到“喝对第一口奶”对一位成长中的艺术家来说是多么重要。

　　说起张老师喜欢画雪景的趣事，柳老回忆说：“每次去他家，张先生都会从床底下拖出一大沓写生作品给大家看，记得其中一幅名为《人民公园之雪》的作品，后来成了中国水彩画之经典得以在中国美术馆展出。” 柳老说，还有两次画雪景特别值得一提，“一次夜里下雪，大清早上班之前他就在家里写生了一张雪景。骑车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上班的时候，经过山河美术研究所我们的画室，拿来给我们看。还有次严冬，张先生在田野间画雪景，天寒得嘴里哈出的气瞬间就能凝固。调色水常常会结冰，所以他会用烧酒来调色。画到傍晚时分，身上都冻僵了，已经站不起来了。没办法，他喝上几口调色的烧酒暖身子，就这样他一边饮酒取暖，一边完成了写生。”

　　“那时候，我最喜欢跟张先生去野外写生，中午他会请弟子们吃阳春面，结束以后，还可以借他的原作带回家临摹。”这段一起写生的日子令柳老难以忘怀。

　　此时，柳老似乎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之中……在时间留白了些许之后，提起了他另一位老师：“方雪鸪先生很儒雅，穿着讲究，留着一撮小胡子，说起话来彬彬有礼。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与陈秋草、潘思同一起创立了‘白鹅画会’，画会的学生不仅有后来在美国成为著名华人水彩大家的程及先生，还有日后成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的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江丰先生。有次在‘白鹅画会’会刊里看到方先生早年的粉画作品《凄凉之街》，画面呈现的是在昏暗的路灯下，一位老人提着胡琴低头独行，好凄凉落寞的景象，画面中无不透露出对底层大众的同情与怜惜，令人印象深刻。”

　　柳老提及自己所上的山河美术研究所，是解放后方先生创办的，“张眉孙先生、王挺琦先生就是他聘请来上课的，大师颜文樑等先生也曾不定期地应邀来给我们作专题讲座，颜先生更是把他在法国留学时的小幅油画写生拿来给我们看，让人大开眼界。不仅如此，方先生办学特别认真负责，不惜花高价去请淮海路上沙利文面包店一位俄国女店员来画室做裸体模特。因常去菜市场亲自挑选鲜花来作静物写生，发现了一位美丽的卖花姑娘，也请她来画室供我们写生，后来这位姑娘被推荐给来上海办事的江丰和马克西姆夫，最终江丰将她带进了中央美术学院做模特。每次人体写生，教室都被学生们挤得满满当当，却又鸦雀无声，大概因为大家都很珍惜这样的机会吧。方先生向来对我们几个年纪小的学生非常照顾，我学了半年后就不再收学费了。有次方先生、方师母叫我到他们家吃饭，我一口气吃了六小碗米饭，逗得大家乐得合不拢嘴。后来，方先生到安徽艺校来当教师，也把我带到了安徽，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也因为这次同行，安徽成为柳老的第二故乡。

　　说到此，柳老特别强调地补充道：“前年上海师范大学一批研究生来查济找我，他们有一个研究方雪鸪先生的专题，让我回忆对老师的印象，还拿出了一大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先生与商业相结合的画作给我看，那些穿旗袍的上海时髦女郎楚楚动人，香港《良友》杂志的很多封面都出自方先生之手，我这才明白他带有装饰性的艺术风格其实在早年时期就形成了。”

　　对老师艺术的再认识，就像为自己的艺术觅着了一座金矿，深厚的学养在他们遗世的余香中越存越香醇……

　　当柳老谈起王挺琦先生时，满面深情都快溢出来了：“王先生刚从美国留学归来，只有40多岁，才气逼人，意气风发，先生与刘海粟是老乡，早年曾被上海美专聘请为教务长，时任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的副教授，来画室主要讲授艺术理论以及素描教学，尤其是为素描教学带来了新的气象——把德国大师门采尔用的纸笔画法介绍给大家，画室一下子刮起了自制纸笔的‘门采尔画风’。我对那些关于西方艺术绘画的知识，以及对俄罗斯的列宾、苏里柯夫、列维坦、希什金等著名画家的认识，也都是从王先生那里得到的。记得有次张眉孙先生抱了一本新出版的大型列宾画册来画室，王挺琦先生一幅一幅介绍其作品，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后来，我专程到上海戏剧学院看望王先生，他正在讲俄国伟大风景画家库因芝的名作《白桦林》。”

　　柳老回忆起王先生几次让他印象深刻的批评，“一次是批评我学张眉孙先生，他说不能依葫芦画瓢，要学张先生的精神。让我一时迷晕，学精神到底是学什么呢？又一次他看我画人像素描，问我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我说是对人物的性格刻画不够。王先生说这还早着呢，你现在只是局部完成，要掌握画面整体感觉。”几日后，王先生看到一幅柳新生的中山公园写生作品——几株梧桐由竹竿交叉保护着，很高兴地赞扬说：“这幅画可以争取出版了，名字叫《培植新生》。”

　　不知不觉，午饭已成下午茶，从容应对一日三餐的柳老，那素简的生活里，看不到一丝浮华痕迹，因恩师风范长存而丰盈的内心成了他滋养灵魂的甘露，用作品记录行走的足迹是一程又一程时光关于美好最恰到好处的遇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