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设计中的人文关怀
■本报记者 厉亦平
对话人物:
李凯生(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副院长)
尽管现在的医疗通过互联网以及高科技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但是这些科技并不能将医院这一机构从实体中脱离,医院仍是人们日常生活所需要的重要场所。回归医疗的文明本源及精神属性,是我们要关注的。
问:“意大利设计日”中意方的讲座,您有何体会,它对于中国医疗保健有何借鉴之处?
答:从他们的讲解当中,能感觉到西方的学者和建筑师,对医疗事业的理解跟我们其实是有差别的。按照传统的惯性,我们理解医疗是事业性的机构,把它当成一种功能性的项目。而西方的学者讲文艺复兴,讲医疗机构的发源,追溯到艺术史与建筑史里面共同节点,就是由建筑师、画家布鲁内勒斯基参与设计建造的“保育堂”,它是文艺复兴建筑重要的原起点,既是一种文化的开端,同时也是文明概念的提出。所以医疗机构的出现,并不是简单的治病场所,更重要的是代表着社会对卫生意识的一种理解。
健康其实跟人文主义对人的理解是有关联的。只有当我们关注了人存在的意义的时候,才会连带地设想健康、生命为什么那么重要。“保育堂”是教会组织办的一种福利性的社会机构,这其实是医院机构的原型,它从修道院体制转化而来。中世纪的神权社会转向现代社会(文艺复兴时期)之时,出现了一些重要事情节点,第一个是健康对人文的一种解释和理解。第二,它又是建筑学当中文艺复兴非常重要的代表性建筑,代表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建筑发源,也是艺术史上人文关怀的新型风格和空间系统的形成。
这就说明在西方人的观念当中,对医疗的理解,不是简单的医疗机构,实际上是文明方式的开端,它代表对社会的理解和人的存在的理解。这一点显然他们更宏大,或者说这个词在西方的原始语境已经非常宽泛,而这也是今天我们中国需要接受的信息,是我最大的感受。
问:您怎么理解“医疗区”的概念?
答:更值得关注的是,西方的观念里面医疗不是一个机构,是一个城市区域,所以级别比我们列得更高,这种区域很像是西方公共空间里面的美术馆、博物馆、教堂、市政厅所代表的城市核心机构。并且城市里有一整个板块来对应医疗,而我们想的是一栋房子或者一个大院,我们理解的医疗板块是封闭的,是以功能分区的。
可以看到在佛罗伦萨的“保育堂”就处于圣母百花大教堂的边界上,它实际上是代表着城市中重要的公共设施,而每个公共设施代表观念问题,观念在城市空间当中的存在,不光是职能在起作用,它还包括观念的存在和宣誓(散播文明的含义)。
医疗区域应该与城市有机体形成互动、开放融合的关系,同时也强调作为一个公共场所的多义性,有配套的24小时商店,提供一种特殊的城市服务。所以这个概念衍生的是西方对城市生活机构属性的开放性,这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第二点。
问:智慧城市下,医疗作为一种观念性的事情,是如何跟新的智能技术、城市形态、空间重新构造等结合起来的?
答:任何一个医疗观念的出现,其实都是文明观念的转变问题,由此提到“智慧城市”的概念。今天在新技术条件下,技术形势发生转变,文明的形式也在发生转变,所以说空间的构成在变化,才会提到智慧城市跟医疗有密切关系。
智慧城市建立在互联网、大数据的新基础之上,空间状态发生转变的同时必然会提出一个问题,医疗机构要跟着转变吗?答案是大势所趋。在中国,特别是在杭州,我们有虚拟数据技术等方面的后发优势,可大有作为。尽管如此,这是代替不了现实体验的。意方也表示了还是主张回归城市的公共性,回归实际线下生活的真实性,回归人的真实体验,这点我是同意的。
有两点我们可以一并来思考:一个是沿着西方人文主义关怀的角度去理解医疗和医疗设施开放性的时候,它还是有新的可能性,就是必须要跟当代技术和文化相结合;对应的另外一点就是,哪怕今天都是虚拟远程的,但是真实在场、现实生活的人与人之间的亲和,医疗当中的人的互动,是不可替代的,就像今天的线下体验消费,是不能被网络取代的。所以说,智慧城市必须要与新医院区域在当代城市的推进联合起来,这两者都不能回避,更多地是应该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恰如其分的契合点。
问:如何通过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建立服务优越且高效便捷的医疗区?在中国,基于现实情况,应该建设发展怎样的医疗空间?
答:从经验上判断如何做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城市当中应该有比较集中的、亲和的、像公园似的、带有人文主义关怀的医疗区。它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区域跟城市之间的互动,它跟生活有多义解释的可能(多重含义)。比如说现在去医院,它可以是疗养、健康的休闲活动、生命关照等等多样性的功能延伸,医疗区变成了综合性的城市设施,来解决体验性的问题。医院是一个大的人流集结点,而中国的医院更是人满为患,人们有一种焦虑,想很快地就把病看好,更不用说费里描述的那个愿景。
患病求医本身就是一种求安静的过程,甚至还有疗养休闲的需求,这绝对是好的实施方向。这一点很难在城市中心区域里实现,那么,怎么样远程互动,就涉及到集中式的医疗资源怎么通过网络虚拟分配到城市的每个区,需要一个网络式的社区医院、医疗系统对接在一起。就像神经中枢一样,通过网络联系了非常多的功能性结点,节点实际上也能够通过网络联系,跟主体医院达到同样的品质。远程治疗也意味着高级的医疗资源和设备,可以抵达、辐射到每个社区,在社区里面需要网络方式去解决,深入到城市基层,甚至是乡下,网络与中枢的双重性都被建构起来,所以需要两点结合在一起规划。因此,当我们以网络方式解决治病问题时,很多不必要的出行就消失了。
问:您认为“人工智能”是否是大势所趋,为医院设计带来哪些可能与设想?
答:中国的医疗要依靠新技术、靠互联网,显而易见,通过互联网技术运作更高效。比如说今天身体不舒服,通过远程或一种医疗终端,很快就知道其实吃简单的药物就可以解决,没有必要跑到医院折腾,没有必要去挤占医疗资源。既然没有这些奔波在路上的事情,就不会有那么多车往医院去,导致城市交通拥挤。
像西方私人医生的运作模式是一种奢侈型消费,如果今天要提平民大众化,其实更应该依仗AI现代技术。现在有传感器(穿戴式设备),这还是一种消费形式,将来会往一种医疗型集成设备,从而操作变得简单。你身体的监控可以智能化,比如说带个手环,它知道你血压,因为它的数据完全可以通过AI去管理,根本连医生都不用参与,就以快速明了的方式消灭掉了病痛,而综合的疑难杂症才需要真正的医生。
个人看来,发端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对人的存在及生命关怀,到了今天新技术时代,其形式可能转换了,即不一定非要跑医院来解决,可能是自始至终是高科技设备AI解决的,完全可能。
另外,各种消费能力不同的人群,需求不一样,那么相应的医院、医疗机构、医疗区做出的诊断,会更针对性一些,分工更明确。仔细想来,一进医院,医生开一大堆药,各种体检、检测不间断,倘若将治病的能力植入到设备监测里,然后数据拿给医生看,这种流程完全可以是机器化、人工智能化。甚至做检测完了,指标谁来分析?应该是人工智能,它是最合理的或者最高效的。这一步之后,如果AI不能解决,才到了医生这个层面,那么它更综合或者更人性地判断病理,然后才会决定各种治疗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