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们搞史料工作的人来说，史海无边，回头没岸。每得到一条重要的史料信息，都会激活我们脑细胞里的组织，促使我们和古人对话，和历史对话，激起新的兴奋点。这个兴奋点给了我们激情，给了我们活力，也给了我们生存的毅力。所以我们已经不需要像年轻人一样需要平时的休闲，也没有了一种孤单寂寞的感觉。正因为如此王中秀先生才为我们留下了如此丰富、如此珍贵的文献资料。那么我们今天怎么开发利用王中秀先生的资源呢？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我在此重点谈谈数据库的建设问题，我们这一代人是完全不懂科技的，但是也有网友希望我把文献资料整理成数据库，对此我也有一些思考。

　　首先从整理王中秀先生的资料着手，进而建立上海美术文献数据库。上海是中国文化的重镇，20世纪中国一切的美术思潮、美术运动都在这里深挖，美术教育、社团蓬勃发展。上海有很多报纸刊物，关于美术史论和美术刊物的出版又多不胜数。各地的画家都来到上海谋生，留洋的画家从这里出发，外国的画家也基本上是从这里登陆，上海因此又成为中西文化交融的重镇。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上海对中国美术的影响是全方位辐射的，因此建立上海美术文献数据库对推动全国美术文献数据库的建立具有重大意义。

　　下一步将上海美术文献资料的数据库扩充为全国美术文献数据库。2003年我向《美术研究》投了一篇稿，附带写了一篇信，我提议重修全中国的美术史，必须要认认真真的修好各个地方地域的美术史，起码要把民国期间北京、上海、广东、杭州、武汉、延安、重庆、广西等等地方的美术史修纂出来，这才能打下基础。2005年的时候我跟王中秀先生谈起了这些问题，后来洪再新先生加入了讨论，他们说先修北京、上海、广州，先把这三个地域打通，就可以有一个对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的基本认识。

　　但是我觉得各个地域的地方美术史都要打通，为什么呢？第一，北、上、广虽然是中国画坛三足鼎立的重心，但是并不是中国美术史的全部。第二个原因是艺术家的流动性很强，譬如说黄宾虹、徐悲鸿、张大千等等都去过香港，在缺少香港的文献资料的情况下要编好他们的年谱是不可能的。张大千1933年去过香港工作，但是张大千所有的年谱都没有提到这一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美术家流动性更大，武汉、延安、桂林、重庆、香港等等都有他们的身影。最近桂林和重庆都把抗战时期美术家在当地的活动整理出版，但是没有出处，没有观点，我们要引用这些材料也很困难。如果有数据库我们就可以很清晰地查出来。

　　数据库怎么更好利用？无非是通过是研究、出版和展览。以香港著名的文学史家卢玮銮为例，她今年80岁了，没有结过婚，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收集史料的研究上，令人敬佩。上世纪80年代末我去过她家，在寸土寸金的地段租了两个房子，专门放资料卡片柜、复印机。2005年卢玮銮3万多张资料捐献给了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了香港文学文献数据库，建立了1200多个档案，出版了《香港早期新文学资料选》、《香港新文学年表》、《香港散文选》、《追踪香港文学》等10多套文学史料专刊。每套资料集前都有一组三人谈，对各个时期的文学面貌及个案进行讨论、剖析。

　　我觉得这个对美术数据库的建设也有一个很大的帮助。王中秀整理了上世纪20至30年代的重要读报索引，具有整理、出版价值。可参照卢玮銮先生的办法，按各历史时期、历史事件选择相关内容整理出版。

　　有了数据库，就可以利用数据库的信息和资料做文献展。文献展是以文献资料为主体的展览，具有艺术家个案研究、主题研究、理论和表现形式研究、地域美术史实验性、探索性、学术性研究的功能。文献展可以突破藏品与场地不足的限制，是美术史研究的重要补充。

　　前年东莞搞了邓尔雅、黄般若文献展，全部以文献为主。通过这个文献展我们又广泛的征集了300多本邓尔雅手稿，1万多件的文献、图像资料。所以说文献展又可以吸引地方收藏家的文献，充实我们文献数据库的资源。

　　文献展也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文献展的策展人必须是美术史的研究人员，要有深厚的历史知识积累，独特的触角与判断，在海量的文献、图像资料中抓住一个鲜为人们关注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细节，把它置于中国美术史的全景中加以考量。

　　文献展策展的过程其实是策展人对这一课题研究的过程，展览的呈现、图录的出版，是研究的成果。文献展策展的目的就是挖掘、发现和重新书写一段历史，并通过各种文献加以论证，填补一段空白，纠正一个误区，引发人们重新的思考，推动美术史的研究。因此它比起一般纯粹的画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甚至在美术史研究的领域中显得更为实用和迫切。

　　（作者为美术史研究者、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