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安健，1959年生于重庆，毕业于国内知名的四川美院油画系77、78级，同学中名家不知凡几，但他并未将眼光放在轰轰烈烈的当代浪潮中，而是守着川美校门不远处的一家地道的重庆老茶馆“交通茶馆”默默观察和揣摩这里的茶客、茶馆、茶生活，将《茶馆》系列主题画了近20年，从未中断。艺术评论家王林称陈安健是四川美院七七级的“老哥萨克”，他一直安心于自己的生活状态稳健地画画、勤勤恳恳地教学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艺术毕业生。他平时的处世为人，给人印象是宽厚、质朴，与世无争。也会不时参加展览，也会为自己画作得到专业圈认可而兴奋，但陈安健并不特别在乎名利，他是那种十年磨一剑甚至一生磨一剑的人。

　　1977年，18岁的陈安健幸运地赶上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列班车。那时，姨妈陶世智在四川美院工作，她知道陈安健从上小学起就在画画，机会来了就喊他去考。陈安健就读的重庆十二中只有他一个人报考了四川美院，“当时街道贴了张让我去参加体检的通知，说让我去参加体检，我一看，名单上就我一个人。”在陈安健的记忆里，当时考文化课的时候，还碰到了同学翁凯旋，但他是去考川美附中，不是考大学。“考试前我看到他出来画七星岗街景的写生，画得很不错，我觉得他比我还画得好，但不知道为什么没直接考大学。”

　　具体的报名考试时间已经记忆模糊，只记得不冷不热，衣服穿得也不太多。报名那天，人山人海，学校在黄桷坪门口摆了个桌子，学生拿自己的作品给招生老师看一下，他觉得可以，就发给你一张准考证。陈安健当年的招生老师是国画老师赖深如，陈安健拿自己画的石膏像素描给他看，就报上了。“当时前面有个考生拿了张周恩来像，用炭精画的，其实我觉得画得很好，造型很准确，有灵气。但他不是按照学院体系的块面关系画的，没有什么笔法、线条，赖老师就说不符合报名的要求，没有报上。”陈安健回忆说，“那个考生只是苦笑了一下就算了，但后来我自己也去试了炭精粉，真的不好画，他那张画恐怕要画好几天。”

　　那时，因为要照顾外地过来的考生，报完名拿到准考证，没几天就考试了，没怎么备考，也没有训练班，陈安健在考之前去重庆话剧团找杜泳樵老师看了下自己的画，“他也没说画得好还是不好，就让我蒙着头去考了。”当时的考生差不多都是懵懵懂懂，除了知道考试要考素描和创作两项，其他都不知道。

　　当年的艺考形式和现在差不多，要自己去看是哪个考场，到了时间去考试，“我当时的考场在川美老校区教学二楼的大礼堂，那时候还能在里面放电影，现在已经拆了。”

　　那年考素描和创作两门，一门要考两三个小时。陈安健依稀记得创作题目好像是“为革命而学习”，创作不限形式，用什么材料都行。陈安健色彩不是很好，就没有用色彩，最后创作得了“优”，素描得了“良”。陈安健笑着回忆说：“我考试的时候很有自信，觉得‘老子画得最好’，考场上也没东瞅西瞅看别人画得怎么样，结果考进学校一看，咦，我们班的同学怎么都那么厉害！”

　　1982年，陈安健从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后，就被分配到了涪陵地区文化馆（现在叫涪陵地区艺术馆）。1986年，陈安健听说川美师范系（今美术教育系）缺老师，便找大学同寝室的程丛林帮忙问了问学校领导，便从涪陵调回了学校任教，到现在已经从事教学工作30多年了。

　　在涪陵工作时，陈安健偶尔抽点时间去写生，还搞点补习训练班教学生。那时已经有针对考美院的学生开设的补习班，相当于现在的艺考培训，只是规模比现在小很多，学费也便宜些，一年下来几百块钱。在陈安健的记忆中，那时的补习班里，基本上每年都有能考上美院的学生，但大多数考不上，因为当时没有扩招，考美院是很难的，复读两三年就为了考美院的也为数不少。那个时候的补习班主要是单位上办的，个人办的也有。“我当时上课的培训班是以退休委员会的名义办的，就十几个学生。” 陈安健说，“后来调回川美，我们师范系也办过培训班，给老师开的讲课费比学校工资高，几个留校的同学都去讲过课，只有张晓刚没去过，我还记得有一次他蹬个自行车过来看了一会儿，也没说来不来，但后面就再没来了。”

　　在美院任教多年，带过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在陈安健的眼中，现在的学生接触面广，一代更比一代强，“只是跟我们那时候相比，可能出路多了——原来都在一个孔出气，后来出气孔多了，就不当回事了。”陈安健谈到，现在的学生整体水平不差，思考性的东西更多一些，不是看谁笔上的功夫好，就看哪个点子好。如果艺考需要改进，就需要从创意方面入手。“现在一些儿童画好得让人吃惊，小朋友的创意有时你想都想不到，只是不成熟、没有形成系统而已。”陈安健说，“因为现在创意很重要，不一定要把形画得很准，但脑袋瓜要灵，要会想象。给你同样的东西，你要分解成什么？能分多少？分得越多、越好看、越有形式感，我觉得才是最好的，不一定非要把东西画得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