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本土打造更具分量的艺术平台

　　从社会或文化等角度来看，中国是具有实验性的土壤。我认为这使得西方对中国的艺术作品充满了兴趣。我从1977、78年开始为艺术家策划、举办展览。当时很少有地方会展出那一代当代艺术家的作品。那一时期，在作品极具创意的艺术家中，大多数人所涉及的艺术主题，其实不同于当时的社会环境。

　　经过几十年，可以看到，如今中国的当代艺术不但放眼于全球，同时也注重历史的存在。虽然西方社会提出了“现代性”的主张，但是它仅仅是一种主张，可以完善，也可以改变。我认为人类的视野会改变，相比以往将中国艺术家推向国际舞台，我现在更注重在中国本土打造一个平台，为创作艺术带来更具分量的影响。

　　中国艺术市场应当自信

　　我们已经多次参与香港巴塞尔艺博会。或许很多人只关注艺术的价格，但我认为，我们应该多关注艺术的价值——对于历史、对于当下、对于未来的价值。我们在中国上海、日本东京和新加坡都有自己的画廊。中国具有很有活力的市场，我们代理草间弥生这样重量级的日本艺术家，并将她推向国际艺术舞台。我也喜欢中国艺术家，我的画廊就有签约中国艺术家，比如年轻的艺术家程然。

　　我认为，中国应该建立起具有自信的、有自己话语权的当代艺术市场，而不是等着其他人来做这项工作。有很多策展人、艺术工作者，他们去海外学习，又回归自己的国家，投身艺术行业并作出贡献，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日本也经历过向西方其他国家学习的历程，逐渐发展出自己的艺术市场。所以我相信中国未来的艺术市场，有很强的“力量”，年轻的人们可以做得更好，你们能建立崭新的未来市场。

　　画廊运营要具备全球化视野

　　2008年，佩斯进驻北京。当时我的北京公社还很年轻，但是已经代理了当时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具备相当影响力的两个艺术家张晓刚和岳敏君，我和艺术家们一直保持着比较长时间的联系。随着艺术家的知名度提升和市场的成长，他们有与世界顶级画廊合作的需要。而佩斯也看中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巨大前景，这也是从艺术本身的角度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承认。佩斯画廊的创立者阿尼一年内4次来到北京，当时的艺术氛围让他倍感激动，这种蓄势待发之势，让他想起了1970年代纽约的艺术氛围，所以很快决定在北京开设新空间，与我进行了合作。

　　实际上，真正操作起来，美国的画廊和艺术市场运营模式并不适合中国。相对于美国成熟的艺术市场，这里更年轻。佩斯北京作为独立的空间，面对的是与纽约不同的文化环境和国际关系，不同于纽约成熟的艺术中心背景，这里更像一个尚待开发的处女地，积累的艺术创造的能量和幻想力也更大，所以在选择艺术家方面，也更多地考虑了这些因素。虽然纽约和北京两个空间代理的艺术家有所重叠，但还是根据画廊的所在地来进行选择。

　　我们一方面是将中国艺术家送到国际的平台，同时促成佩斯代理的西方艺术家与中国本土艺术家进行交流和对话，使大家能够理解，艺术在全球语境中的关系。无论这些艺术家采用绘画、摄像还是装置等创作方式，只要能够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以及与世界其他同辈艺术家的关系中创造出新的方向，佩斯北京都愿意去观察和合作。我的画廊在开始时定位的是年轻艺术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需要往更多元的层面拓展。

　　艺术让我不恐惧

　　上世纪90年代，开设画廊的时候，是没有现在所说的“市场”的。但这也就是艺术很美的地方——在一无所有的时候，艺术还是可以很顽强地成长，艺术能带我们去现实中没有的地方，创造未来，这是我对艺术热爱的原因。最初开画廊非常困难，每天都战战兢兢，害怕支撑不下去。我爱艺术，艺术让我不恐惧，有勇气。

　　我们不参与“二手市场”，只与在世艺术家进行直接的合作。我们合作的艺术家，他们的创作形式跟生命、生活息息相关。这么多年来，我们很紧密地关注和陪伴艺术家一同成长。陪伴与成长，也是画廊的幸运之处。当然，艺术和艺术家的成长离不开商业。现在的我们获益于全球艺术市场的整体发展，这提供了良性成长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