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兰:欧洲美好年代的记录者
■韩静
从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处于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随着资本主义及工业革命的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欧洲的文化、艺术及生活方式等都日臻成熟。城市改造和交通发展催生了现代都市及新的生活方式,马车逐渐被汽车所取代,铁路开始连接欧洲各大城市及度假小镇,电话与电报成为快速传播的媒介,电灯取代煤气灯,留声机与电影放映机开始普及。从漂亮的公园和林荫大道,到闪闪发光的餐厅、剧院和咖啡馆,欧洲步入“黄金时代”,史称“美好年代(Belle poque)”。
查尔斯·奥古斯特·埃米尔·杜兰(Charles Auguste mile Durand),更为人所知的是他根据拉丁文缩减的名字卡罗勒斯-杜兰(Carolus-Duran,1837年7月4日-1917年2月17日),即以描绘美好年代上流社会成员的时髦肖像而闻名。
杜兰15岁师从大卫的学生苏雄(François Souchon)学习油画。苏雄向学生强调临摹大师名作的价值。年轻的杜兰在他的建议下取得迅速进步,并于1853年前往巴黎。那个时期他似乎依靠出售临摹作品生活,几乎没有其他绘画作品,但与很多艺术学生有联系,他与马奈、方丹-拉图尔、布拉克蒙德(Félix Bracquemond)以及其他年轻画家和艺术评论家成为了亲密的朋友。
1859年,杜兰第一次参加沙龙展览。同年,他进入斯维斯学院(Académie Suisse),在那里学习到1861年。从德拉克洛瓦到塞尚、杜米埃、毕沙罗、马奈、莫奈、阿尔芒德·基约曼(Armand Guillaumin),大多数法国主要艺术家经常到这个地方会见同僚或进行现场模特写生。
依靠家乡提供的奖学金,杜兰从1862年到1866年前往罗马和西班牙。拿破仑的西班牙战役标志着法国人对西班牙绘画的认识发生了转折,此前这种绘画在法国皇室收藏中几乎被忽视。1838年,七月王朝的国王路易-菲利普在卢浮宫开设了西班牙画廊,展出他收藏的数百幅西班牙画作。虽然这个系列于1853年出售,但这些作品在法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到了19世纪60年代,西班牙绘画的品味在每个巴黎沙龙都能感受到,直接激发了现实主义运动的成功,并以此为现代艺术奠定了基础。杜兰对委拉斯贵支的作品最感兴趣,他费尽心力拍下许多作品照片。回到法国后,杜兰在沙龙获得了他的第一枚金牌。
杜兰的夫人波琳·克罗泽特(Pauline Croizette)是一位粉彩画家和细密画画家,她是杜兰1869年的作品《戴手套的女士》中的模特。这张肖像在1869年的巴黎沙龙取得巨大成功,并获得了奖章,开始了杜兰作为巴黎最杰出肖像画家之一的职业生涯。这幅作品后来被卢森堡博物馆收购,现藏于奥赛博物馆。1870年后,杜兰几乎完全投入到肖像画中。
商业的成功使他能够在1872年在蒙帕纳斯大道(Boulevard du Montparnasse)开设一间工作室,在那里他也教授油画。杜兰摒弃传统学院的教学方法——后者强调素描是好艺术的基础,而杜兰教导学生油画是至关重要的;后者要求细致的底色层,杜兰则运用来源于委拉斯贵支的直接画法,并保留草稿的局部底色层直到完成作品。
杜兰的艺术独立又兼具学院特征,这些折衷主义画家扩大了法国公众的审美观,向年轻一代展示了保留学院传统并产生现代和原创的可能性,并为更加极端的创新铺平了道路。杜兰是一位在官方沙龙、美术学院、政府赞助和艺术市场都获得巨大成功的画家,从他的个案研究可以清晰看到学院画家在19世纪下半叶如何与时俱进,以及如何催生了现代主义。随着艺术史研究的演进,对这一时期学院艺术的界定也逐渐发生变化:奥赛博物馆以自然主义指代19世纪末的学院主义、并将德加的早期作品与博纳、杜兰同置一厅进行展陈;以及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重新布展后,在欧洲展区将马奈与德加的作品列入印象派之外的展厅,都很清晰地说明了这种变化。
(作者为上海美术学院在读博士,哈尔滨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水彩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