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17版）

　　三、仰望星空

　　周天黎说过：“思想者往往是旷野问天的千山独行者。”“人生毕竟不是只有眼前的世俗，还有诗和远方；还有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追求。对艺术家来说，更应认识到美的根源在于形而上之道，只有精神品格才能生发出灵魂层面上的意义。”之所以周天黎的艺术如此特别，且富有思想和抱负，特立独行于当今中国画坛，广受推崇，主要在于她本身就是一位仰望星空的思想者。周天黎以自我孤寂而又极为顽强的精神求索，对置身于这个激变的社会文化作出了带有洞察性的前瞻思考与艺术上的激情表达，她的作品同时获得了精神和美学的赋形。她的思想决定了她的艺术观，决定了作品的面貌。重要的不是艺术形态，而是世界观和美学思想上的更新。

　　对于传统，周天黎有着深厚的民族情感，爱之深痛之切，同时又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完全回去旧路是死结，这不是绘画本身的问题，而是传统文化的痼疾决定的，再说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总要抛掉一些过时的旧东西，创建具有时代意义的新东西。周天黎深谙此理，对此进行大胆破题，她不遗余力倡导现代人文精神，在传统中挖掘出与西方相通的人文历史，由此能够在古今之变中把握住一种平衡，兼有持守和开放。还在于，周天黎对多个宗教学说都有学术上的涉及研究，心灵信靠上又是一位基督徒。科学的发展可以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美好，但是无法满足人们心灵的安乐。人性总是骄傲或者软弱，而信仰能造就谦卑和刚强；信仰是对人性丑恶与无尽贪婪一面的有效制约；信仰也是人的灵魂与神性相遇；信仰只对信仰的通道才敞开其内在的奥秘，认知此岸与彼岸的距离，懂得“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她必然有与众不同之内心信仰为基点去看世界，并产生与奠定一种由人性之上更高级存在的价值取向。

　　爱因斯坦忠告世人：“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质量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周天黎说：“作为一个艺术家，不能失去对人类精神和道德遗产的渴望，要坚定支持和创造人性中有价值的东西。”我们人类具有发达的大脑前额叶，地球数千年的文明，可以说是人类智慧和愚蠢的争辩、正义和邪恶的角斗、物欲与信念的冲突、精神与本能的决战之纪录，这种交战，也在每一个人的内心之中进行着。在中外哲学史上，很多哲学家对人的两面性都有深刻的认识：“人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文化人与艺术家群体也不例外，且“文人无行”“画人丑行”，于斯为甚。清代著名文人画家盛大士曾著文批评世风：“近世士人沉溺于利欲之场，其作诗不过欲干求卿相，结交贵游，弋取货利，以肥其身家耳。作画亦然，初下笔时胸中先有成算，某幅赠某达官必不虚发，某幅赠某富翁必得厚惠，使其卑鄙陋劣之见，已不可向迩，无论其必不工也，即工亦不过诗画之蠹耳。”幽明契阔，贤者感通，惟斯语。周天黎对书画界那种精神上的黯淡和灵魂上的麻木感到忧心，她指出：“士林风气丕变，自私、冷漠、麻木、贪婪、无耻、暴戾、粗鄙等等，着实令人忧虑。‘知所矜式’可在？艺魂可在？戚戚焉！必须要指出，心地丑陋阴暗的人，行势用谋用尽，艺术上也终难成大器。”

　　当下画坛其所求者在乎道、在乎真理、在乎天地之大美和胸中涵养汪汪自辟一种新境界者毕竟不是很多。因此，有物而无情，皆是风草与浮光。缺乏信仰存在的精神性，艺术家就不可能有任何本真的情感性创作，甚至既不可能救赎自身，还将异化自我，也难以形成人的精神生命并进入艺术家自我文化生命的存在中。看似纯粹的人文主义，由于割裂了与宗教的紧密关系，至多呈现为悲剧的英雄主义，却缺少悲悯和忏悔精神。所以许多实验水墨会很快忘记情感，而只去追寻材料的美感和形式的快感，从而陷落在亚现代主义里（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强调以“自我批判”的方式追求自己特殊而纯粹的价值，当前国人中的现代主义却往往忽略了这一点）。即便从传统文人画中分离出来的人文精神，也容易会“为赋新词强说愁”，自觉不自觉地偏向使大写意成为一种技术范畴内的表现主义。需要指出的是，当艺术家沉溺于人性的放纵之时，精神的残垣断壁横亘，有形无魂的存在，在他们的作品里，美与艺术都成了与神圣无关的东西。如果心灵腐烂于物欲，高贵的文化精神就丧失了存在的生命载体。

　　周天黎主张的人文精神既是从传统文人画中开辟出来的，又源自她秉性向善与慈爱悲悯的宗教信仰。人文主义并非仅仅出自一般意义上的所谓黑暗中世纪的反叛者，其实人文主义在中古时代的后半期已逐渐发展起来了，并因为宗教改革的原因，人文主义不仅仅回望了古希腊文明，而且也从基督教文明中发展而来。也可以说，当年欧洲的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充当了人类新时代的酵母，使文明演进得以不断地提速。所谓“因真理得自由”，越回到真理越通向自由。更不能将艺术上的神性仅仅理解为对未知的一种崇拜。

　　周天黎说：“只有在思想上获得了启发，艺术上才能在歧路丛生与观念丛林中探索出一条活路。”周天黎是同时具备深厚的文化思想性，又具有旺盛的艺术创造力的艺术家，她存在于世的人文艺术的高度也当此而立。她的许多绘画作品里，不仅在画面中有正能量的凛然之气，呈现出崇高的空间和象征，而且无处不是一个人文学者新时代文人情怀的由衷表达。终极意义上，人不可能有完全的自由。天赋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但因了宗教信仰的缘故，人又可以去获得与真理为伍的自由。以此观照周天黎的绘画，可以看清其具有永恒性的艺术创作。如波德莱尔所言：“现代性就是流变、转瞬即逝和偶然；现代性是艺术的一半，艺术的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

　　著名艺术史家、《作为精神史的美术史》的作者德沃夏克（1874—1921）说过：“艺术的最佳状态是在物质对象被再现为精神的和超验性的东西的符号时。”杰出的艺术家一定是思想型、精神性的人。逻辑说服人，信仰感动人。而好的艺术作品带给观众的不只是艺术启蒙和艺术观赏，更应该是生命的光照。在20世纪八十年代逐步开放的岁月里，周天黎的作品风格正趋转型之中。但是，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纵深的精神追问却从作品中明显地传达出来，反映出一个思想者与大画家“笔墨当随时代”的艺术思索。最著名者是创作于1986年的作品《生》，寓意着人类历史进程中总是伴随着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生命与死亡、极乐与深悲的烈度艰难的命运。画中枯干枯枝，以及斜立的十字架上的乌鸦，一片令人恐惧的死亡气息。鲜红欲滴的花朵，青翠如新的绿叶，在枯枝干中透出生机，在新枝上卓然独立。那一朵蓬勃的小花，丝毫不畏惧死亡的威胁，骄傲地嘲笑死神。周天黎在《生》中的十字架，完全融入了中国花鸟画的语境，而不是圣经叙事的传统表达。它全然不同于之前的花鸟画史对生命的看法。几千年来，莫不是“未知生焉知死”，因此“好死不如赖活着”，《生》却以“向死而生”的艺术表现，突出面对死亡，又有永生的盼望，因此反而能有一个积极的此生。画家在绝望中造物升华，展示出壮丽苍穹的甬道。天地苍黄、吉凶忧患、义道并立、庄严肃穆、情怀悲悯里倾泻出永远不对人类命运失去信心和希望的大爱。真正伟大的艺术往往源于苦难，指向拯救，这样伟大的中国绘画作品所具有的行吟救赎之魅力，是艺术乌托邦直抵人类灵魂的永恒召唤，在人类文明的苍茫时空中，也完全可以与千年以来的世界美术史上的经典作品媲美。

　　王国维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一文中开宗明义地宣告：“夫哲学与美术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他又说：“悲剧者，所以感发人之情绪而高上之，殊如恐惧与悲悯之二者为悲剧中固有之物，由此感发而人之精神于焉洗涤。”苦难不可怕，可怕的是在苦难中的扭曲。学问大小无所谓，重要的是生命有无底气。现代以来人文主义世界观的交融，苦难的描述改变了中国传统绘画历史一贯的逍遥美学。往往，时间赠人阅历的同时，也会把更无情的沧桑随手相赠。在十年“文革”灾难岁月中经历过撕心裂肺般疼痛，“目击了人的倾轧、屈服、扭曲和抗争，目击了生命的脆弱和复杂”，并在苦难中磨砺了心灵、磨砺了心智的周天黎，同时有着精神意义的超越和思想意义的超拔。她深有感触地说过：“如果说没有艺术就没有人类生命的诗意之美，那么，没有人性的苦难就没有艺术。人性的苦难也是伟大艺术的永恒主题。真正的艺术家都敢于直面苦难，并通过艺术的表达，将人性的苦难升华为生命的哲理和情感的史诗，从而精神价值化。”她的2018年岁末感语这样抒怀：“风神秀彻，三千年变局依旧，漫漫寒冬，静听河冰脆裂声；走过素年锦时，丹青百丈华夏情，看遍世事喧哗，箫心剑态龚自珍。”可以说，精神上，她是时代夤夜里真善美的持灯者；也是一位当今画坛不多见的，有着面对崇山峻岭、仰望星空大情怀的大艺术家；我们有理由期待，面对历史的检验，会说明周天黎的出现与高峙，是中国美术界的一种幸运！她的艺术与艺术思想也将成为中国艺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奠定自己的专属坐标。

　　中国自《尚书》《诗经》《春秋》《楚辞》《史记》以来，便有天人合德、敬天为民的道统和热肠。哲学意义上而论，在未经反思的历史文化中，艺术注定了只能书写虚无。而读其画作《风卷残荷听涛声》，残荷之颈，硬生生被突然折断，唯残荷之上一只怒鸟迎风挺立，大有忍看世间多不平，惹得画人鬓角斑之诗情画意。这样心事浩茫的正义之作不因叙事而构，乃是她一贯的人文反思后的现实关怀与悲悯，出自她一种持守和永恒的价值观，一种公义和慈爱的人文情怀。1986年她画了《不平》，啄木鸟捕虫，恶鹰在后，以此隐喻世间社会关系的诡谲和不平。同年之《嫉》，蜜蜂在鲜花丛中采蜜，背后却有一只恶雀虎视眈眈。类似的还有1986年《昂然天地间》、1988年《野棘试寒香》、2003年《绝地之花》、2005年《闲看世间逐炎凉》、2007年《寒冰可燃》、2008年《创世的梦幻》、2011年《花是人间赤子魂》、2012年《清姿终不污泥沙》、2013年的《元泱之涅》、2014年《风雨过后》、2018年《生命的礼赞》等等，都内蕴人文思考和兼以人格写照，但其中并未以突出个人英雄主义作为目的，或是愤世嫉俗者的宣泄，而是在融合了很多现实问题的思考与批判后，强调了一种永恒价值观的光明磊落和正义的终极胜利。更重要的是始终寄寓着强烈信仰，价值取向积极向上，“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面对生命的绝对困境之后依然相信救赎，仰望星空，讴歌人类生命的绚烂和精神的永恒，面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印证着“艺术是在人黑暗心灵投射的一道光明”的不朽正念。

　　然而，周天黎的艺术与思想要面对的挑战已经不止于中国画、水墨、花鸟画的变革与发展，而是展现在21世纪宏大画卷前面的中国历史文化的痼疾，以及当代艺术的人文危机，故她以自己的艺术实践与人文思想，强有力地介入了其所处历史流变的轨迹。周天黎在绘画创作之余，殚精竭虑，写出了《我的艺术论》《艺术要关注人类灵魂的救赎命题》《艺术沉思录》《高峰之路——关于艺术创新的思与想》这样“字字句句渗透着她对中国艺术发展之路运思甚深、启迪社会良知的艺术主张”之长篇宏论（见2013年《美术报》对周天黎当选年度人物的颁奖词），对推动中国美术的现代性发展和审美的进步，产生着理论和思想上的深远影响。

　　修·昂纳和约翰·弗莱明的《世界艺术史》在书的导言中对艺术作了十分概括的表述：“艺术从来就是人类社会中由信仰、仪式、道德与宗教规范、巫术、科学、神话或历史所组成的复杂结构的一部分。”可以这样认为：哲学，是人类思想的荟萃；宗教，是人类心灵的寄托；艺术，是人类对万物之美的诠释。周天黎说过：“绘画创作，对我来说，是生命历程中的神性牵引。”“在如梭的蒹葭时光里，用心灵的纯白和庄严，用精神的追问和坚毅的灵魂，跋涉艺术人生的坎坷旅途，不懈前行！”《风雨过后》《六月荷花立中庭》，这是周天黎先生两帧画作的标题，我想，这应该也是她的信念和希望。当仰望星空的时候，她画出了赞美的诗歌，赞美自然、艺术、文明、生命和造物主。只有在天人之际，周天黎抵达了对艺术理解的最深处，如她名字中对天空和黎明的隐喻。世界美术史和中国美术史已一再证明，真正有内涵和思想的绘画，一定是超越历史时空的。古时屈原旷世天问，今日亦有天黎旷野问天。而启示已在自然、良知和性灵中彰显，艺术之道因此澄明。

　　（选自周天黎等著的《思想与艺术》一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版。并刊于《艺术市场》杂志2019年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