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抱石致锡永信札》一通，此札一页，释:

　　锡永先生尊右:

　　廿四日手示祇承，一是兹附上邮票二十六元正(一公斤挂号约七八角)(邮资谨向此间邮局详询，如有出入，当即补上)，乞即：将《历代著录画目》一部，挂号邮寄“巴县，三圣宫，三塘院子转交”，感激不可量也。忆在金陵时先生曾拓古印一书，未审，尚有余存否？尚希便中赐示为祷。专此，敬即

　　道安。

　　附汇票二十六元正。

　　弟抱石顿首，二月廿八日。

　　编者按：2019年是傅抱石诞辰115周年。作为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最为杰出的艺术家之一，他开辟了中国画创作的新时代，也一度引领中国拍卖市场。傅抱石的绘画艺术进入完全成熟时期，是在抗战时期居住重庆金刚坡，学界将此称做“金刚坡时期”，这是傅抱石创作力最为旺盛的阶段，傅氏很多代表作都诞生于此。

　　南京大学藏《傅抱石致锡永札》，记录了傅抱石在“金刚坡时期”与友人书信来往的故事，从此信中，我们可窥得一二。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由洪银兴主编《南京大学藏近现代名人手迹选》中刊有此札。

　　札中最左“傅抱石”三字非寄信人傅氏手笔，亦非收信人商承祚（字锡永）手笔，臆为好事墨记。

　　《历代著录画目》与三塘院子

　　《历代著录画目》编成出版于1934年。作者福开森积30年之功，参考各种相关著录200余种，计收历代画家2300余人的画作目录近50000条，一一按姓氏排比编辑，并标明出处。福开森（1866—1945）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城，父为教会牧师。自幼随家移居美国，1886年毕业于波士顿大学，同年受美国美以美会派遣来中国传教两年，后受该会之聘在南京创办汇文书院，出任院长。书院于1910年与宏育书院合并为金陵大学，金陵大学即今南京大学前身之一。福开森的大半生都是在中国度过的，他热爱中国文化，特别热衷于鉴别与收藏中国古董字画，且著书立说，福开森对中国文物研究之深，使他成为故宫博物院文物鉴定委员会中唯一一位洋委员。

　　巴县，即现在的重庆市巴南区。嘉陵古道出重庆城，翻过歌乐山后再转而北上，这条驿路在清代又被称为“渝合古道”，是重庆通往合川的陆路正途。由于“渝合古道”扼重庆北大门的重要地位，在这段长约百里的古道上，设有塘站十个。“渝合古道”起始于渝中半岛的通远门，头塘设在佛图关，二塘设在白崖、三塘设在金刚坡（今沙坪坝金刚村）……等等即为著名的“渝合十塘”。从高店子出来一路向西，在老成渝公路九道拐顶端左侧，有下山的部分小路，是正宗古路，而古道从垭口直接下坡，即是“三塘院子”（以上地理位置根据网络整理）。傅抱石1939年“4月辗转流徙，终于由綦江到达大后方四川重庆，仍在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5月重庆屡遭日机轰炸，政治部会议决定疏散。三厅分成两套工作班子，一套在城内办公，一套下乡在巴县赖家桥。傅抱石下乡，寓居重庆西郊歌乐山金刚坡下一农舍，遂自署‘金刚坡下抱石山斋’，又称‘抱石斋’‘抱石山斋’”。以前通过傅抱石的画作落款知道他住在重庆西郊歌乐山金刚坡下，但具体的地址尚不清楚，现在该封信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地址。

　　从“巴县三圣宫三塘院子”向左至西永镇香蕉园村有一占地面积10190平方米，建筑面积1566平方米的全家院子，建筑风格为清晚期四合院，便是郭沫若在重庆旧居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政治部第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办公地。可见，傅抱石选择了在离他工作单位不远处安家。

　　拓的是什么

　　商承祚在他的自述中写道：

　　“1933年，南京的金陵大学聘我任教授兼中国文化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到了金陵大学，专门从事甲骨文、金文及青铜器等古文物资料的搜集整理研究。由于生活安定，经费充足，心情舒畅，我的研究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从1933年至1936年几年之间，先后编著出版了《福氏所藏甲骨文字》、《殷契佚存》、《十二家吉金图录》、《浑源彝器图》、《契斋古印存》等书。”

　　傅抱石1935年5月24日由日本启程回国，料理完母亲后事后，经徐悲鸿介绍来到中央大学任教。在1935年6月～1937年11月撤离南京这段时间内，因与商同好金石学及篆刻学，两人过往交集很多，傅抱石提及的“忆在金陵时先生曾拓古印一书”应该是商承祚刚刚完成的《契斋古印存》。该谱一函八册，为商承祚辑录自藏先秦两汉古铜印并编次，是谱辑古玺一百三十八方、秦汉印一百二十八方、官印四十七方、私印五百六十方，凡八百七十三钮，每页一印，无序、跋。谱成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柯昌泗题签。有手书二十三字：“廿三年四月，第一次钤印本。商承祚自题”。1940年傅抱石在《摹印学》的基础上完成《刻印源流》，9月完成《中国篆刻史述略》，从时间上推断，商氏的《契斋古印存》起了一定参考的作用。

　　哪一年的“二月廿八日”

　　从“挂号邮寄‘巴县，三圣宫，三塘院子转交’和‘忆在金陵时’”可知，该信为傅抱石在重庆所写而非在南京中央大学时所写。

　　《傅抱石年谱（增定本）》：“1939年3月中国艺术史学会在重庆开会，马衡、胡小石、宗白华、刘节、金静庵、陈之佛、卢冀野、常任侠等参加，推常任侠为秘书，负责会务。”据常任侠《战云纪事》记录此会为3月12日晚间5点半至9点在味腴餐馆召开。而傅抱石1939年“4月辗转流徙，终于由綦江到达大后方四川重庆，仍在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一月后才到达重庆，当然无缘参加中国艺术史学会的会议。该会议商承祚亦不在名单里，可证两人此时没有相遇，这就为彼此通信提供了可能，不过傅抱石当时不在重庆，不可能请商承祚将物品邮寄到“三塘院子转交”。

　　那么商承祚何时到达重庆？常任侠在《战云纪事》中记载：

　　1940年1月10日星期四陈晓南来，同往艺术科。返文学院时，则商锡永自成都来，方在寻余。即陪其渡江观汉阙，并至重大南江岸观崖墓“永寿四年六月十七日亡作此冢”题字。四至五时讲《孔雀东南飞》一小时。晚间陪回锡永来重庆，在寓晚餐，九时送其入城。夜为轰凿防空洞声警醒，又复邻儿哭闹，遂不成寐。……

　　故此可知1940年1月10日商承祚自成都到重庆，并且随即开展了工作。在1940年1月19日，傅抱石与商承祚相遇：

　　“渠提倡为马叔平刊印六十还历纪念论文集。渝方由我邀人署名。今日晤及者，有朱邀先、商锡永、宗白华、傅抱石等，均赞同。抱石来舍谈颇久，灯熄始去。晚间邀商锡永食北平面饭，共用三元二角。”

　　于是两人同时客居重庆并且经常参加文化界活动，时常见面的两人可以直接交流而没有必要书信往来。据此推断傅抱石1940年2月28日给商承祚该札也不成立。

　　据此，1939年2月28日傅抱石尚没到达重庆，而1940年2月28日的前几天两人已经会面，该天显然没有必要书信，所以，合理的解释应当是1939年的阴历二月二十八日，即阳历1939年4月17日，鉴于那个时期人们常常是阴历阳历混用，譬如徐悲鸿就以阴历过生日。

　　那么，为什么1939年4月17日要写这封信呢？该时候傅抱石刚立足重庆，而“4月，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艺术系主任吕斯百获悉傅抱石已来到重庆，一再来函邀请其回校兼授中国美术史课程，时中国美术史已停课两年。”可见，已经在政治部第三厅工作的傅抱石由于吕斯百“一再来函邀请”开始犹豫是否回到中央大学，但一路的“千辛万苦长途跋涉”估计使他的许多有关中国美术史的讲稿资料遗失大半，所以才有了该信札，请求商承祚帮助购买《历代著录画目》并寄来以便备课。估计商承祚不久就寄来了该书，于是傅抱石在没有到中央大学任教的情况下利用该书干了两件事：一是完善自己的美术理论专著。“6月25日校改完成《中国美术史：古代篇》上古至六朝部分。油印稿已由家属捐献，今藏南京博物院。”二是“9月受聘仍回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艺术科任兼职讲师，讲授中国美术史”（注意是兼职）。显然，《历代著录画目》给傅抱石美术理论的撰写与教学以及时的帮助。

　　在那个战火纷飞颠沛流离的年代，该信札透露了金刚坡下抱石山斋的确切地址；见证了傅、商两位大家的友谊和对金石学的同好；反映了傅抱石的严谨治学，对中国画及印学资料的需求，是一件很有价值的文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