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书法史上，三国时期魏国的钟繇一般被认为是“楷书之祖”。他的著名传世法帖，有《宣示表》《力命表》《荐季直表》等，或为辗转摹勒的刻帖，或为后人临写的墨迹，故钟繇书法的真实面貌已经无从考究，孰真孰伪，一直存在不同意见。直到长沙走马楼吴简出土后，发现了大量书法风格与传世钟繇书风极为接近的简牍，为我们探究钟书真实面貌提供了第一手书迹资料。

　　东汉末年到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字书法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但这一时期传世的各种碑帖，大都是隋唐以后的摹本，而长沙吴简的发现，情况就大不相同。确定楷书的发展源流和审美方向是在三国时期。楷书完全成熟之后只有风格的变化，再也没有出现过新的书体。因此，了解楷书在成熟之前的演变历程，对认识今后的书法发展至关重要。长沙走马楼吴简让我们看到了楷书的来龙去脉。长沙吴简各种书体皆备，不仅可以作为鉴别钟书面貌的尺规，也可以作为魏晋之际书法艺术的坐标，自是毋庸置疑。《书断》引卫恒云：“（胡）昭与钟繇并师于刘德升，俱善草行，而胡肥钟瘦。”钟、胡虽然也都没有行书作品传世，但他们生活的时代与长沙吴简的时代相当，长沙吴简中既有肥硕的行书，又有瘦细的行书，证明当时还曾流行过“胡肥钟瘦”类的书法。

　　长沙吴简中的钟书风格简牍多为行楷书。据《晋书·荀勖传》记载：西晋武帝泰始年间（265—274），荀勖“领秘书监”，特别“立书博士，置弟子教习，以钟、胡为法”。这里的钟、胡，指钟繇和胡昭。因此，史籍凡谈书法，将钟、胡并称。那些书学“弟子”学成之后，是否留在秘书省充任书手或书令史，史籍没有记载。秘书省是中央政府专司典籍档案的重要部门，当时的典籍档案均系手抄而成，中央政府所有的文件也都必须抄录副本存档，工作量很大，也只有行书这种书写便捷、易于辨识的书体能够胜任。远在得到西晋的官方提倡和普及之前，行楷书在孙吴的长沙就已得到下层胥吏的实践和推广。史载，魏、吴和晋、吴，官方及民间的交流频繁，行书在西晋得到官方的提倡和普及不能说与孙吴长沙下层胥吏的实践和推广完全无关。

　　通过对比长沙吴简与钟繇传世作品，我们发现，早期楷书广泛存在于孙吴时期下层胥吏的日常书写中。创作长沙吴简早期楷书的下层胥吏们，怀抱着追求书写简便和字体美观的理想与情趣，创造出来的一般不亚于“洛下新风”的新兴书法，使得楷书在孙吴时期的地位急速提升，甚至进入碑刻的神圣领域，还出现了像《谷朗碑》这样具有深远影响力的“铭石书”作品。这也是为楷书逐步取代隶书进入官方正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字书法通过线条的变幻，在记载历史的同时沿承一门艺术。通过文字书法了解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与众不同的特点，追寻书体发展的源头和脉络，这是今人应该作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