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丁本名袁敬渊，乃山东菏泽曹县人氏，秉性实，为人直，长期在广东工作和生活，浸染于岭南文脉语境，竟陶养出几分灵秀苍润的格调气息。因痴于篆印，常在治印过程中处理印石中坚硬的砂钉，便自嘲般刻上边款“石钉”，后演变成自己的笔名，寓意“石头男丁”“南方石娃子”等，可见篆印对其艺术创作之深远影响。

　　篆印于中国书画而言，地位极为重要。尤以唐宋之后，篆印风气兴盛，诗书画印“四全”俨然成为品评艺术的重要标准。而中国画家需要直面处理篆法、书法和画法的关系。其中，画家除了体认“以书入画”“书画同源”的内在笔法逻辑以外，最难之处仍然在于，如何将篆印的“刀法”与书画的“笔法”融会贯通，实现意境重构。这条绝尘之道吸引了众多中国画家，也成就了一代大师，如海派巨擘、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吴仓石（昌硕），三百石印富翁齐白石，以及抱石斋主人“印痴”傅抱石，等等。刀法与笔法交互生发的传统，让金石成为一门学问，形成了融入纸笔烟云中的方法体系，并经过西泠印社的百年传承而沉淀下来。在这一点上看，石丁无疑是极其幸运的，在他初叩篆印艺术大门时，就拜入西泠印社创始人王福庵亲传弟子汪新士门下，接受了严格的篆刻训练，完整地承续了西泠文脉。

　　石丁从1994年开始学习篆刻、书法，同年结识从湖北南下深圳的篆印大家汪新士，并于1996年正式拜师。尔后一两年时间，石丁临刻的秦汉印有近千之数。汪新士以近乎苛厉的方式展开教学，他要求石丁临秦汉印，原大原样，不但要求刻得精准，而且气息也要一致，他往往用放大镜检查篆印，不能有毫厘误差。他还举例，王福庵治印布局非常苟刻，其印稿往往九朽一罢，间不容发。

　　在汪新士的指导下，石丁早年以临摹汉印为主，对汉印的铸印、凿印、玉印都有研习；后转习秦印，但秦印数量有限，转攻数量大的古玺印，临摹数年；至于清代诸家，则喜吴让之、赵之谦、黄牧甫，尤对吴让之下大工夫临摹。由于篆刻的要求，石丁在书法学习中也由魏碑转向篆隶，先习《曹全碑》《史晨碑》，后在《石门颂》《张迁碑》《乙瑛碑》上苦下工夫，又精研《封龙山颂碑》十余年，最后归于《西狭颂》。在写汉隶的过程中，石丁养成了从篆印与书法的整体角度去审视，他发现，西汉以上的碑与篆相接，比较高古；东汉以下的碑与楷相近，则偏俗气。石丁临习石鼓文，同样以这种审慎的态度对待前辈大师，认为吴昌硕把石鼓文推到了高端，但形成一种斜肩膀的写法，导致后人没有办法突破，需要格外警惕沾染习气。小篆临写吴让之，金文写《散氏盘》较多，粗头乱服，强调厚重的野逸之气。在石丁30余年的篆印生涯中，刻有一万多方印章。在2009年出版的《袁敬渊刻心经》中53方印，可以看出他对秦印、古玺、汉官印、私印、半通印、将军印、铸印、凿印、玉印，及吴让之、圆朱文、九叠篆、现代印等各种篆印风格的学习把握和理解总结。

　　换句话说，石丁是从中国传统文脉中生长出来的艺术家，他系统继承并发展了传统文人画中的核心元素，即篆印与书法，奠定了他的绘画创作的文化骨架。南齐谢赫在《画品录》中讨论的“骨法用笔”，即指书法与绘画用笔的奥义，而这一点，在篆印中则毋庸讨论。因为治印之事，如同金石交戈，以硬碰硬，“用刀”亦即“骨法”，是见于眼前的事实。看起来，刻刀之硬与毛笔之软似乎形成对立，但与东汉蔡邕书论《九势》开篇中“惟笔软则奇怪生焉”有着辩证统一的呼应关系。因为无论软硬，篆印和书法都“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自然”即为“道”。如此看来，篆印所强调的“印外求印”“以书入印”，从“刀法”的角度为“骨法用笔”增加了新的维度。石丁数十年研习篆印和书法，就是试图在整体的意义上观看、实践和思考中国画的形式与内容，创作出了一批极具精神力量的作品。

　　如在丁酉（2017年）在西双版纳创作的芭蕉写生系列，就运用纯粹的笔墨语言，在大小虚实变换的空间中建构出自己的私有世界。其中，在高2.48米、宽1.26米的画面上，《种得芭蕉几万株》展现出石丁娴熟而富于灵性的笔墨能力。整幅芭蕉的主体茎叶均往上伸展，浓淡枯湿泼墨勾线恰如其分，在伸展至画面上部2/3处，右边一枝茎叶往左横折，蕉叶下垂，直起横破之余，并与左下方低矮的嫩枝叶相交映。整幅以不同的笔法写出，在画面左侧通栏以篆书竖题清代李鱓在《蕉阴睡鹅图》中的题画诗：“为爱鹅群去学书，丰神岂与右军殊。近来不买人间纸，种得芭蕉几万株。”构成画面的开合结构。

　　此系列呈现出石丁将篆印、书法在诗意状态下与绘画融为一体的自主追求。同等尺寸的《竹枝芭蕉》，则巧妙运用篆隶、行草和楷书等笔法，写出芭蕉树干、枝叶、竹叶和礁石，笔墨酣畅间元气淋漓，形成完整的理想世界，让人浮想联翩。此外，《清人诗意写生芭蕉》《泼墨芭蕉古人诗意》《版纳三月春犹寒》《写生芭蕉石涛诗意》《蕉荫欲拂云千尺》等，都将乌托邦式的世外桃源意境描绘于纸上，类似于文徵明为其好友刘麟所作《楼居图》并题：“仙客从来好阁居，窗开八面眼眉舒。上方台殿隆隆起，下界云雷隐隐虚。隐几便能窥日本，凭栏真可见扶余。总然世事多反复，中有高人只晏如。”理想的梦幻格调难以捉摸，篆印与书法的语言形式恰恰可以准确地表达。

　　正是由于篆印和书法给予石丁以文化骨架，才让他将中国画各种散落的元素和隔绝的领域整合起来。石丁的祖父是老红军，在鲁西南参加过抗战，后留在该地区担任领导工作。石丁算是干部家庭出身，后来在农村长大，与自然也有亲密接触。由于祖父上过私塾、父亲上过大学，家颇有藏书，石丁从小读了很多书，文化底蕴深厚。

　　1970年代，石丁遇到了两位对他影响至深的启蒙老师：张剑萍与何乃奇。最先，石丁是跟中学教美术老师张剑萍学习两年，张剑萍后来调走，便介绍石丁去跟何乃奇学素描。何乃奇是古元、罗工柳的学生，从平原省报下放到单县文化馆工作。每个周末，石丁都要骑自行车30公里去单县文化馆跟何乃奇学素描。何乃奇花了一年的时间，从石膏几何体引导石丁素描入门，之后转向石膏像写生，并要求石丁多写生，在写生中感悟万物。何乃奇以王式廓的素描《血衣》为例，告诉石丁线条能够表现不同的质感，比如举着的那件衣服能让人感觉到是粗布，而地主穿的衣服质感不同，地上树条子编织的条筐的质感也很强。多去生活中写生，是启蒙老师何乃奇留给石丁的宝贵财富，也让他从小就注重思考生活与艺术的关系。

　　由于家庭干预，石丁于1982年参加工作，多年不再画画。直到1988年，单位派石丁到广州，找南下干部为家乡招商引资，他才有机会重拾艺术。后来，石丁在广州定居，开了画廊。工作之余，他在租住小房子里自学绘画，随时把睡觉的席子一卷，床板就是画案。

　　自学绘画的好处是能保持跟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缺点是不系统，看到什么画谱就临摹什么，且没有接受交流指导的机会。2005年，经朋友介绍，石丁在深圳拜湖北美术学院退休教授郭方颐为师。郭方颐是王霞宙的传人，性情直率。见面当日，郭方颐便让石丁画了几笔兰草，看到其笔下扎实的篆印与书法功底，甚为赞赏。郭方颐在正式收徒之后，开始彻底调整石丁的几个弊病：画谱气、市侩气和江湖气。郭方颐对纠正石丁这些不良习气做得很彻底，甚至将石丁用惯的毛笔也换成他用的毛笔，细细的长锋羊毫，引导石丁以书法入画。又考虑到之前石丁因为篆刻治印写篆隶多，他建议石丁写米芾。郭方颐以画梅花、紫藤最绝，号称“郭藤子”，这两个题材的创作方法也对石丁产生了影响。在石丁创作的高1.81米、宽0.97米的《版纳春早》中，红花西番莲的枝干用篆隶笔法，而枝蔓用行草写出，在鲜艳的大瓣红花、冷绿碎叶之间飘忽穿插，吸纳了自然对象之自在气息，又融汇了吴昌硕一脉的笔墨灵韵，厚重而松动，远远超脱于物象之外。

　　石丁师从郭方颐5年，在正确的传统笔墨训练中，改掉了以前的绘画陋习，并出版《石丁写意花鸟画集》。2010年，石丁去北京看望老友李铁生。李铁生看完画集，惊叹于其画艺进步，并建议石丁去上张立辰写意高研班。在他推荐下，石丁考进了中央美术学院第10届张立辰写意高研班。这次学习，无疑是石丁艺术历程中的重要升华。张立辰为潘天寿的亲授弟子，而潘天寿为吴昌硕门下弟子，并由此还可上溯到任伯年、赵之谦、八大山人、石涛、李觶、徐渭等人。在张立辰的写意精神的理论框架下，从黑白韬略、笔墨结构、二度神化等角度，石丁重新反省几十年来自己在篆印、书法、绘画实践中的困惑与收获，让他对中国画的认识上升到了新的高度，在理法上脱胎换骨，在笔墨技法上完成了向学院派的提纯与蜕变。

　　此时期，笔墨、色彩、章法、画法、书法、刀法等，在石丁的认识中，已经成为一个整体。或者说，临摹、写生、创作也也变得密不可分。包括工笔、写意、泼墨、勾线、没骨等语言形式，都能够随心所欲加以运用。石丁创作了一批0.69米见方的花鸟小品，笔调松动，韵致高古，又能体现涩势，丝毫不见轻滑。《秋江》以轻快用笔勾出江边折枝花卉，下垂处三只鸭子闲游顾盼，似与岸边漂移的水草私语。《玉肌生香》《争艳》《香雪》《报春》等小品，都在极简的章法中，表达出了丰富的诗意境界和画面层次。

　　尽管如此，石丁仍不满足，竭尽全力转益多师。他又托人介绍，拜大写意花鸟名家于光华为师。这样，他就可以随时私下向于光华、李铁生、崔晓东等先生请教。在北京几年，石丁反复去参观故宫博物院武英殿的古代真迹展，国家博物馆的潘天寿、李可染、黄胄画展，聆听了许多学术讲座。从临摹、写生到创作，之前所学被系统整理，悟出笔墨大道乃为至道，直有恍然大悟之感。

　　不管是历史巧合还是因缘会际，石丁的艺术实践恰恰在吴昌硕的意义上回归到审美原点：石丁与吴昌硕如出一辙，痴于篆印，且沿着其师承脉络，亦能追溯到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吴昌硕；转向大写意花鸟之后，依循于光华、张立辰、潘天寿的线索，同样归宗于吴昌硕。

　　然而，现实已然发生了巨变，历史既不可以重复也不可能回归。石丁笃定前行，独立思考，他深入研读传统画论、老庄思想，尤其是《石涛画语录》《坛经》《金刚经》《文心雕龙》等书，就像小时候在家读书那样无忧无虑，自在活泼。但有所不同的是，石丁已经尝试着将文字传达的知识转化成内心智慧，一如当年汪新士写给他的治印要诀一样：“运刀临石之初，试收神摄气以审度，平心静气以布局，沛然盛气以发刊，则气之所存，形神险巧俱随之矣。”此所谓内化于心，则一通百通，亦即石涛“一画之法”之真义所在。

　　石丁积累之厚重，更需薄发之灵动，令人期待。

　　2019/7/21于北京

　　（作者系高等教育出版社文科事业部副主任，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副秘书长，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