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们生命的开端，咿呀学语，这才有了自我感觉的表达。母语伴着我们成长。到一定阶段，我们学着把口头的言语写成文字，方块的汉字，我们的母语有了书面版。

　　对大多数人来说，写字是为了实用。实用之中，有了写得好看不好看的客观评价。于是，少数有才能的人，从实用提升到具有文化品级的汉字书写，这就是中国的传统书法。这应该也是常识吧？

　　我是个书法圈外的人，我的认知也就只限于这点常识了。

　　意外地拜读了6月21日《文艺报》美术专刊上陈履生先生的文章，《厘清传统书法与当代书写正确认识传统书法在当代的发展》。通篇围绕着传统书法面临的困惑和争议，透彻地讲了这一常识。我说履生先生讲的是常识，贬低了这一篇文章吗？不，不闻这样的常识之论久矣，不能不钦佩作者冒一片营营之大不韪，就此发言的胆识。

　　文章称传统书法这门艺术不同于一般的艺术，“它有着与文字关联的功能方面的表达，又有着诸多方面的文字内容的呈现，还有着在审美上的承前启后”，这难道不也是常识吗？

　　尽管有各种品评和基于个人喜好的审美判断，而不管是从教育、文化或实用来说，“书写的规章以及方式、方法等等，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更不用说，书法又称法书，也正是由此而来。无章无法，胡涂乱抹而已，云何书法？球员犯规，立判出场！不懂书法，但看过球赛的人，也应该首肯这一常识。

　　作者说：“在传统书法的框架内来论，都不复杂，差别只是学问和理论的深度不同”。就是因为凡在传统书法的框架内立论的，都承认有关的常识。

　　而缠夹不清的，在于挂着“当代书法”招牌，并号称传统书法在现当代的发展的某种现象。

　　陈履生的文章就传统的发展所说的一番话，是有历史依据的，他说：“基于传统发展的当代书法，应该按照传统的基本路数以及基本的审美原则去发展，因为在这一历史悠久的发展过程中，不管是真草隶篆和自我风格，或者是时代特色和不同追求，书写中基本的与文字关联的内容，或者是其内含的文化意义，正是传统书法所必须表现出的一些基本内容。”而在促进书法艺术的传承和提高时，保持它的独立性和纯粹性，如同京剧和昆曲一样。——回到我们所说的常识，传统书法是数千年母语的书写之精粹；我们在现代汉语使用过程中，远的不说，仅七十年来几代人不断强调保护它的纯洁性，不正是基于同样的常识么？

　　我以为，陈履生面对当下从书法圈外闯入书法圈者制造的一些乱象，不但不以为然，而且实际上不承认它们是一种文化存在。他在指认这些冒用“书法”之名者的“当代书法”时，却在文章标题上用了“当代书写”字样，就透露出这样的消息。

　　他坚持要厘清，也就是从实与名两方面分割开的，正是“传统书法”与这类“当代书写”。

　　他一而再地说，这种只是利用了一些传统符号的行为，“已经不是传统的书写，更不是传统的书法”，不能与传统书法混为一谈。“应该让其独立于传统书法之外而获得它们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在认知上，不应该与传统书法混为一谈，更不能用……来颠覆传统书法的存在。”

　　他进而指出：利用书写来表演的杂技和其他表演活动，并不是艺术的书写行为，只是一种社会化的个人行为。社会人之间既然有用这种方式来发泄的权利，或者是有用这种方式来调侃的兴致，却“不应该与传统的书写混为一谈，也不应该和模糊的艺术边界混为一谈”。

　　陈履生此议正是针对上述某些“当代书写”的辩护者的论调而发的。他们为“抽离了语义的线条挥洒”的作品辩护，说成是“从传统出发，拓展了书法的外延”云云。

　　所谓传统，如正经的草书，无论章草、狂草，可以说是从传统的篆隶与真书、行书出发的，有迹可循，即原有的字形和字义。而他们之所谓拓展了书法的外延，其实除了个别人是“画字”，其他人概与书法无关；而“画字”者率意而为，把一个个汉字“画”得走形，失真，自娱则可，公之于众，则明显地低估了公众的智商。

　　这一号称“当代书法”的流派，他们与传统、与书法如说还有一点沾边，就是他们使用的工具一是毛笔，二是水墨。

　　为他们设想，不叫“当代书法”，易名什么才符合实际呢？陈履生先生喻之以“杂耍”，但杂耍——杂技来自世代和个体操练者的苦功，且亦不乏构思，久已获杂技艺术之称，说某些人的所为是毛笔杂技、水墨杂技，已经是对杂技艺术的亵渎了。

　　从陈先生的逻辑推演，关键在于是不是书法。——在“当代书法”组词中，“当代”是作为修饰的定语，“书法”才是不折不扣的“主语”。——不是书法，那是什么？无以名之，或者只能举他所引的杜尚把小便池搬到展厅，堪与比并。而这不妨碍达达主义者马塞尔·杜尚这位艺术家被誉为“现代艺术的守护神”，他的令名，毕竟是建立在守护实验艺术，而不是守护小便池上。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口碑虽殊，自行其是吧。